郭沫若为什么要给鲁迅扣上「衣冠禽兽」的帽子？鲁迅对他的评价又是什么样的？

郭沫若为什么要给鲁迅扣上「衣冠禽兽」的帽子？鲁迅对他的评价又是什么样的？

从头细说一下所谓的“鲁郭矛盾”吧。

首先，郭沫若从来没有给鲁迅扣上“衣冠禽兽”的帽子。

和鲁迅打笔仗的，是创造社，从1927年始，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打了三年笔仗。 郭沫若本人，在南昌起义失败后，被校长通缉，于1928年2月流亡曰本。 1928年，有个马甲名杜荃的，写了篇文章“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骂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 此文写于1928年六月，发表于1928年8月10日《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

鲁迅怀疑，这个杜荃是郭沫若的马甲。

事情本来不大，毕竟即便是同个阵营的文化人，也有可能因为观点不同干起来。

只不过，史无前例的×××××××××期间，某些人要整人的时候，需要一个理由，于是把目标当年和鲁迅的矛盾翻出来——鲁迅当年说那四位是“四条汉子”。

话说，鲁迅1936年就死了，就算没死，写文章调侃那几条“汉子”一下也就完事了。

鲁迅死后虽说得到了特殊的地位，但是当年他和许多人的争论这种事，可大可小，一般情况下，没事。但是，如果某些人成为斗争目标后，就会有人翻他的历史，发现他被鲁迅调侃为“四条汉子”后，这种事就会被人翻出来做文章。

比如，狄克同学，就曾经写文章攻击过鲁迅。 抗战爆发后，这位狄克加入了我党。 若干年后，狄克坐直升飞机，成为F4成员，他当年攻击鲁迅的事——不叫事。 等到F4被打倒后，狄克当年攻击鲁迅的事情，就被翻了出来，证明他当年就是个大坏蛋。

和狄克相比，邵洵美就比较倒霉了，鲁迅先生曾在《拿来主义》里不点名地说了一句“做了女婿换来的”，好像其他地方还说他“捐班”啥的。

若干年后，就有人拿这事做文章编排鲁迅。 只不过，鲁迅本人只是不点名地调侃了邵洵美一下，在当时(现在其实也差不多)，“倒插门”女婿为社会所看不起，邵洵美的个人声誉确实受到一定的影响，他本人也确实非常不高兴，毕竟他并不是真的倒插门。但要说鲁迅的调侃真对邵洵美造成了什么不良后果，那是真没有。

搜索了一下这个邵洵美，他的母亲，是我大清时代的买办官僚盛宣怀的四女盛樨蕙，他是盛宣怀的外孙，他的老婆，是盛宣怀的孙女，这夫妻两，是表姐弟，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当然，那年头，表亲结婚亲上家亲很常见。

至于为什么这么说盛宣怀，是因为这一位在民国时代，“出任汉冶萍公司董事长，重新掌握汉冶萍公司大权，根据宣统元年第一届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着手兴建大冶铁厂，扩大公司生产规模。为解决基建资金，于同年12月2日，与日本制铁所、横滨正金银行签订5个合同。以汉冶萍公司全部财产作抵押，借款1500万日元，其中900万日元用于兴建大冶铁厂，600万日元偿还日本旧债，订明用头等矿产1500万吨，生铁800万吨供给日本，作为偿还之用，40年为期。并聘请日本人担任最高工程顾问和最高会计顾问。这些合同使日本制铁所将汉冶萍公司的经营管理权完全控制在手中，使汉冶萍公司逐步走向没落。”

网上对这一位，评价那么高，只不过，评价再高，依旧是买办，而且是把国家的钢铁冶炼这个命根子送到日本人手里的买办。

现代，不知道什么原因，大家都说盛宣怀怎么怎么好。 是非混淆，黑白颠倒。

邵洵美确实不是什么“倒插门”女婿，他的祖父邵友濂，也是我大清的大官，邵盛两家，算得上“门当户对”，两家联姻，而且是两代联姻，一个大官僚，一个大买办，这对新婚夫妻，确实不缺钱花。汉冶萍公司落到日本人手里，盛氏家族能缺钱吗？

邵洵美本人倒真不是坏种，反倒很讲义气，身边熟人手头不方便了，他都肯出钱帮忙，和当时各阵营都有些交情，抗战时期，我党的人员遇到困难，也得到过此人的帮助。

坏就坏在他只是会做人，却不擅长经营，而且点背，偌大家业，几次经营失败后大幅度缩水。 这也还罢了，雪上加霜的是此人很花，民国时代，和美国作家项美丽姘居，和项美丽分手后，又跟家里的女佣陈茵眉姘上了。 盛佩玉愤怒了，陈茵眉到他们家当佣人的时候，盛佩玉认她当干女儿，陈茵眉的名字还是干爹给起的，干女儿就这么成了“干女儿”，盛佩玉后院起火，一怒之下直接走人，让干爹和干女儿想干嘛干嘛。 结果到了1958年前后，邵洵美的日子过得苦哈哈的，偏偏他放不下面子排场，日子就更难熬，开始典当财物，坐吃山空。 这时候，邵洵美是点背到了极点，他在香港的小弟邵云骧患了重病，住院急需资金。

以往从不缺钱的邵洵美，借出去的钱都不要别人还，这个时候，他不得不拉下脸皮写信给当年的旧情人项美丽，希望她把当年借的1000美刀还了。

信被有关部门截获。 那年头，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一个社会关系极其复杂的人，写信给一个美国女人要她还钱，天晓得是真要人家还钱，还是一个美帝特务向美国情报部门要活动经费？

本来，这一位多年充当“孟尝君”，仗义疏财多年，愿意帮忙的朋友还是有的，有人劝他赶紧向有关部门解释清楚。按说事情是能说清楚的，毕竟他向别人讨债仅此一次，关键这家伙关键时刻情商掉链子，书呆子气发作，想等译完《一个理想的丈夫》一书后再向组织说明。结果两天后他便进去了，罪名是“历史反革命”。

历史反革命啥意思？就是他写的信没问题，但如果铁了心要搞他，信没问题，就在他历史上找问题。他当年跟杜月笙有来往，跟许多锅皿档名流、要员有来往，而且跟那些人也是“仗义疏财”…… 要挑点毛病出来还不容易？

1962年4月，邵洵美被释放。之后几年，邵洵美的日子更是过得苦哈哈的，并且身体彻底坏掉了，到1968年，邵洵美病死。

在今天看来，鲁迅的那些话，确实和事实不符，也确实对邵洵美的名誉、心灵造成了伤害。 但是，邵洵美在待遇上，根本没有受到鲁迅的影响，他坐牢的原因，和鲁迅更是毫无关系。 见鬼的是，在号子里，他依旧对鲁迅那些话耿耿于怀。 而如今，他怎么进去的，网文基本一笔带过，甚至只字不提，连篇累牍地说邵洵美怎么怎么好、鲁迅怎么怎么邵洵美。 邵洵美在精神上、名誉上被鲁迅伤害过，他耿耿于怀可以理解。 今天的人这么玩，他们安的什么心？

从以上这些案例来看，攻击过鲁迅，或者被鲁迅骂过或者调侃过，只要不是有人要整他，一般真没事，毕竟鲁迅先生地位再高，依旧死了多年，谁吃饱没事干把当年和鲁迅不对付的人挨个整一遍？

但是，如果有人要整你，那就不同了，你们竟敢围攻鲁迅先生，这就是你的历史问题。 “四条汉子”就是典型。 有人要收拾他们。恭喜你，当年你们竟敢围攻鲁迅先生，鲁迅骂你们是“四条汉子”。 于是他们被揪出来，打倒在地，再踩上一万只脚。

当年，“四条汉子”被“揪”后，某人“放在文艺战线上的一个小烧饼”蓝瓶对外宾吹牛说： “四条汉子围攻鲁迅，也围攻我，我是和鲁迅站在一起的，鲁迅对我是很赏识的”。

回到郭沫若身上。 韵洞结束后，国家编《鲁迅全集》，有个叫陈早春的专家，写了篇文章，列出若干论据，证明骂鲁迅的马甲“杜荃”是郭沫若的马甲。

这事，在现在看来，真的没啥，几十年前几个文化人在报纸、期刊上打笔仗，事情过去就完了，若干年后看了，哈哈一笑，真不是什么大事，就算当年骂错了，承认一下错误也就过去了。 但在当时，就很吓人： 之前“揪”所谓的“四条汉子”的例子摆在那里，鲁迅神圣不可侵犯，谁敢骂鲁迅“封建余孽”、“二重的反革命”、“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谛）”，谁自己就是反格命。 要知道，韵洞结束没几年，这个时候来这么一出，谁知道你仅仅是编《鲁迅全集》，还是想借题发挥搞事情？

郭沫若当时已经老得快死了，他说，他“记不起来了”。 郭沫若身边的人，把这解释为郭沫若年纪太大，确实想不起来。 老夫的看法是，这是郭沫若在韵洞期间的惯用手法——耍滑头，装傻装糊涂，就是不给你个明确的答复，让你根本抓不到把柄。 思路是这样的：郭沫若既不知道调查他的人到底掌握了些什么东西，也不能确定那些人到底想干啥，他回答是，如果对方想弄他，那肯定完蛋；回答不是，万一人家铁了心把这事做成铁案，他不仅要完蛋，还落个“态度不老实”、“欺骗组织”，所以，我年纪大了，我想不起来，你自己看着办，想咋的咋的，反正我就是不配合。 那些专家，把郭沫若的态度解读为“默认”。

结果是，大家杠上了，这条注释，那位专家坚决要求写进去，然后五次被划掉。事情折腾了好几年。 然后，经过某位大人物拍板，《鲁迅全集》的注释里，说杜荃就是郭沫若。 只不过，《郭沫若全集》没有将署名“杜荃”的文章收录进去。

如今，事情过去多年，当事人全都不在了，如果“杜荃”真是郭沫若，那么，郭沫若确实挑头骂了鲁迅。如果“杜荃”不是郭沫若，那么，郭沫若和鲁迅所谓的“口水仗”就根本不存在。 总之，郭沫若有没有骂过鲁迅，不确定。 可以确定的是：鲁迅从来没有单独骂过郭沫若。

所谓的“远看近看”，鲁迅和郭沫若，都留学日本，鲁迅不仅自己留学日本，他的亲弟弟周作人也留学日本，周作人还娶了个日本老婆，鲁迅骂郭沫若“东洋狗”，他自己一家子算啥？

至于所谓的“才子+流氓”，出自1932年发表的《上海文艺之一瞥》，杜荃骂鲁迅是1928年，依鲁迅的性格，谁骂他，他当场骂回去，还不至于1928年挨骂，四年后才来拐弯抹角地找回场子。

事实上，只要搜索到原文，就知道怎么回事：创造社的这一战，从表面看来，是胜利的。许多作品，既和当时的自命才子们的心情相合，加以出版者的帮助，势力雄厚起来了。势力一雄厚，就看见大商店如商务印书馆，也有创造社员的译著的出版，——这是说，郭沫若和张资平两位先生的稿件。这以来，据我所记得，是创造社也不再审查商务印书馆出版物的误译之处，来作专论了。这些地方，我想，是也有些才子十流氓式的。

被鲁迅吐槽的，显然是创造社，郭沫若作为创造社老大，肯定有份。要说鲁迅骂创造社所有人都是“才子+流氓”倒是能说通，但如果说单骂郭沫若是“才子+流氓”，那就是造谣。

更重要的是，在汉语里，“流氓”是个多义词。 私生活败坏，和多个异性发生肉体关系，是“流氓”，男的是男流氓，女的是女流氓； 对异性进行性骚扰，是“流氓”； 弓虽女干妇女，也是“流氓”； 碰瓷、设局诈赌、婚姻诈骗等各式诈骗、勒索甚至抢劫、绑票，被江浙一带称为“白祥宁”(汉语里没这字，拼音是bexiangning，“白祥”的意思是“玩”，“宁”的意思是“人”)的，也是流氓； 帮派成员，比如以杜、黄、张为代表的青帮、范绍增为代表的哥老会等帮派的成员，也是流氓； 撒谎、造谣……也是“流氓”； 从政，毫无信义，手段歹毒，名声臭，比如校长那样的，还是“流氓”； ……

鲁迅在《上海文艺之一瞥》里说的流氓，显然是创造社故意挑别人毛病这种做法很“流氓”，而别有用心的文化流氓故意在鲁迅骂“才子+流氓”的同时大肆造谣编排郭沫若的私生活，把挑刺这种很“流氓”的做事风格，歪曲篡改成郭沫若私生活败坏这种“流氓”。

至于郭沫若的私生活怎么个“流氓”法？ 老夫知道的是情况是这样的： 1932年，某月，郭沫若在日本，于立忱在中国，郭沫若施展法术回魂仙梦进入于立忱的梦境，疯狂追求于立忱，导致于立忱未婚先孕，最终自杀，犯了反革命梦奸罪。

史料依据： 1937年5月23日上海《大公报》的报道里是这么说的： 标题：《于立忱女士因肺病厌世自杀》 “广西于立忱女士，三年前曾在天津本社任妇女版编辑。工作数月辞职赴日本留学……” 意思就是说，1937年的“三年前”，也就是1934年，于立忱先在天津《大公报》任职，几个月后辞职赴日本留学。 1937年5月29日上海《大公报》报道里有这么一句： “不幸女士东居甫及一年，即患盲肠炎，施行手术后，不如平日康健……” 这就意味着从1934年某月开始“甫及一年”，也就是1935年，于立忱患盲肠炎，之后施行手术。

而这次手术，就是谢冰莹在台湾联合报上发明的《于立忱之死》里提到的“她要去医院割盲肠炎”这次。 时间，1935年，某月。

然后，谢冰莹1984年的发明里(于立忱)说“三年前，他拼命追求我，说他和安娜根本没有感情，更谈不上爱……” 根据谢冰莹的发明“三年前，他拼命追求我”，郭沫若得在1935年的“三年前”，也就是1932年的某月开始，“拼命追求”于立忱。

那好，我们再来搜索郭沫若，百度百科的词条里说： “1928年2月，为躲避国民党政府缉捕，得内山完造帮助离开上海，化名旅日，定居千叶县市川市，行动受警方监视……”

看清楚了，从1928年2月开始，郭沫若去了日本，直到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才从日本只身逃亡回国。 而于立忱是1934年某月才去日本留学，1932年，于立忱还在中国。

那好，1932年，郭沫若是怎么“拼命追求”于立忱的？施展法术回魂仙梦，进入于立忱的梦境，来一出“牡丹亭”，在梦境里相会？ ——既灵异，又浪漫。 网上传说史无前例的无铲街极蚊化大格命期间，有个著名的案子叫“反革命梦奸罪”，说是某男梦见自己和某女在梦中打炮，醒后拿这事和损友吹嘘，事情传出去后某女自杀，某男因此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罪名——“反革命梦奸罪”。

所以，在于立忱自杀这件事上，郭沫若犯了“反革命梦奸罪”。

1978年，据说“风流成性”的郭沫若终于死了，1979年，某月，郭沫若的老婆于立群，在整理郭沫若遗物的时候，不小心打开了一个时空传送门，穿越到1984年以后，得知了这么个消息：郭沫若犯了反革命梦奸罪，于1932年在日本隔着大海施展法术回魂仙梦，进入于立忱的梦境OOXX于立忱，导致于立忱未婚先孕，最终自杀。 于立群被这个耸人听闻的灵异故事雷屎了，愤怒之下穿越回1979年，自杀。 这就是所谓的“一对姐妹花为郭沫若自杀”。

更灵异的是，于立忱是自杀于1937年5月，鲁迅，已经于1936年病死。鲁迅病死前，他和郭沫若都是父母在老家给他们包办一个缠足、不识字的老婆，他们各自逃家，在外头自由恋爱了一个老婆。于立忱自杀这事，鲁迅肯定不知道，郭沫若从曰本只身潜逃回国，和日本老婆失去联系，于1938年另娶于立群这事，鲁迅更不知道。

当然，鲁迅有未来眼，能预知郭沫若在自己死后私生活败坏，或者郭沫若在梦境里XX于立忱的时候鲁迅也能进入于立忱的梦境抓个现行这些，老夫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