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日本要侵略中国？

为什么日本要侵略中国？

先说结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主要是因为国内经济形势极端严峻，恰逢中国政局混乱，抢占东北是日本解决经济和社会困难最直接有效的途径。

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推翻了幕府统治，建立新政府，开始进行近代化改革，在政治上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在经济上推行“殖产兴业”，大力推进工业化，并且提倡社会生活欧洲化，大力发展教育，史称“明治维新。这次改革使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

但是，日本的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一战结束后，通过提供军需品和商船运输在世界大战中横发战争财的日本从1920年起出现了战后经济危机。危机深重且波及面大，股价暴跌、企业倒闭、银行挤兑、经济萧条。日本政府筹措发放救济金融贷款，经过大约半年时间的努力使危机趋于缓和，但此后日本经济除了1921年的“中间景气”外，再也没有出现过繁荣，停滞状态一直持续到大正时代的结束。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1923年，日本发生了里氏7.9级的“关东大地震”。这次强震是在战后经济危机当中日本经济处于萧条徘徊的情况下发生的。大地震摧毁了东京四分之三的地区，造成了16万人的重大伤亡和价值20亿美元的财产损失，大量工厂、机关和民房被地震摧毁，金融机构及股票和商品交易陷于瘫痪。大正天皇留给儿子的只有一地的废墟，救济措施所引起的后遗症给昭和时代的日本经济带来了无可估量的负面影响。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针对关东大地震的“救灾票据”，它是由政府直接补偿、让日本银行实行救济性再贴现的灾区支票。日本银行的此项贷款高达4.3亿日元，这个沉重的经济包袱，为接下来的厄运埋下了隐患。

1929年10月29日，美国股市突然暴跌，成百上千的人在华尔街聚集，但是没有人能给出解决方案，股市很快崩溃，美国历史上最惨烈的经济大萧条开始了。

经济危机耗尽了美国原本可用于欧洲投资的资本，大萧条很快波及世界，造成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规模空前的经济衰退。从明治时代就立志“脱亚入欧”的日本当然也无法在此次危机中幸免。关东大地震遗留下来的经济负担和这次金融危机所带来的经济下行压力把日本推向了危机的深渊，新财阀铃木商店宣布破产（财阀是日本战前的金融资本集团的通称），政府的台湾银行也宣布倒闭，整个日本银行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日本社会的各个方面都遭受了沉重打击。日本史称之为“昭和经济危机”。

“昭和经济危机”的一大特点是持续时间长、涉及面广而且影响深远。从1930年到1932年，经济危机持续达三年之久，金融、工业、贸易、农业等多种危机连环爆发，其冲击性和破坏力远超过20世纪前30年的任何一次危机，工业总产值下降了30％以上。这次危机首先从商品和股票的价格暴跌开始。1930年的批发物价比1929年下跌18％，1931年与1929年相比则下跌30％以上。股票价格的跌幅也大体相当，如果把1914年1月的股票价格指数设定为100的话，那么1930年6月跌至74，1931年9月再跌至69。

日本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国家，要满足其扩张本性就必须依赖国际贸易解决工业原料和商品市场，而世界范围的经济危机却沉重打击了它的进出口贸易。1929年的外贸总额为43.6亿日元，1930年降至30.1亿日元，1931年又降至23.8亿日元。进口额1931年比1929年下降44％，出口额下降47％。受物价暴跌和外贸萎缩的影响，工业生产急剧下滑。1929年工业生产总值为77亿多日元，1930年降至59亿多日元，下降23％，1931年再降为51亿多日元，比1929年下降32.9％。1930年破产企业达823家，减资的有310家，1931年3月，陷于破产和停业状态的银行达58家。

这次经济危机的另一重要特征是对农业的冲击特别厉害。危机前的日本农业依然处于地主、垄断资本双重压榨下的半封建小农经济阶段。日本共产党早期领导人野吕荣太郎在分析此前日本的经济状况时曾指出：“工业资本主义急速地高度发展和农业资本主义缓慢地低度发展（两者的不平衡日益严重），成为日本资本主义根本性的、致命性的矛盾。”这一矛盾在危机爆发之后进一步加剧，垄断资本利用价格垄断和限制生产等办法减少危机造成的损失，分散落后的农业经济在危机面前却束手无策、坐以待毙，由此进一步拉大的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把广大农民推向了破产的边缘。商品化程度高的农副产品大米和蚕茧是广大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危机之后这两种产品的价格连年下跌。1930年4月每担大米的价格为26．91日元，同年12月降为17．7日元，而当时每担大米的生产成本却需要27—28日元，因此虽然稻谷丰收却由于价格暴跌而出现“丰收饥馑”。1929年春，每贯（3.75公斤）蚕茧的价格为7.57日元，1930年跌至4日元，1931年又跌至3．08日元，这又使占全国总农户十分之四的养蚕农户遭受了致命的打击，养蚕地区的地方银行也有17家因此停业。

为了彻底解决日本社会全面困境，法西斯主义者登上了舞台，极力主张扩张领土，提出依赖外国市场是日本处于困境的根源，日本应征服一个使日本能自给自足、在经济上不依赖世界其他地区的帝国。这一学说并不新奇，但正如希特勒在德国所遇到的情况一样，经济大萧条的破坏这时为他们提供了易起反应的听众。

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给天皇的建议书中写道：英国可得到印度和澳大利亚的原料，美国可得到加拿大和南美洲的资源，“但是在日本，粮食供应和原料同人口相比在减少。如果我们只希望发展贸易，最终必将被打败。最后，我们将一无所获。最好的政策在于采取积极措施，去获取日本在满洲和蒙古的权利和特权”。

日本的扩张主义者不仅为经济上的原因所驱使，还对苏联力量的日益增长和中国的日趋统一感到不安。此外，他们充分意识到当时正引起西方政治家注意的失业情况和其他问题。这些周密的分析思考反映在 1931年夏即日本军队侵略中国前仅6个月时日本陆军大将本庄繁提交给军事大臣的备忘录中：“为了加强我国的地位和力量，有必要立即利用苏联还未完成五年计划和中国尚未成为统一国家的形势，同时还要利用世界经济的困难处境。所有这些因素都必须加以利用，以达到更进一步占领满洲和蒙古的目的，实现早先远征西伯利亚时的积极目标。中国的统一、苏联的存在和美国的入侵远东，所有这些都不符合我们的利益。”

日本军国主义者把中国的东三省（当时称为满洲）列为他们扩张主义计划的第一个目标，这并不是偶然的。中国东北具有两个特点：与南京中央政府的联系松散，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其中包括铁、煤和辽阔、肥沃的平原。此外，日本已通过过去商定的条约获得了在满洲的某些特权，这些特权可以用来为其侵略行径找到借口。

此时的中国政局正处于混乱之中。1927年国共两党关系破裂后，国民党虽然逐步统一于南京国民政府的旗帜下，但是其内部派系林立，纷争不断，国民政府对南方各省的统治力度薄弱。自1927年秋至1930年夏，中共先后组织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年关暴动、平江起义、百色起义等上百次起义和暴动，创建了井冈山、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边、湘鄂赣边等十多块革命根据地，发展武装十多个军、七万多人，并多次击败国军一省或多省联合的进剿和会剿。

1930年3月，为争夺中央统治权，汪精卫联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发起挑战蒋介石南京中央政府及国民党中央会议的内战，5月蒋介石宣布“平叛”，双方激战近半年、伤亡30万人，史称“中原大战”。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于1930年10月、1931年4月，先后两次对中共领导的中央苏区进行两次大规模围剿，均告失败。1931年6月，蒋介石亲自就任“围剿”军总司令，调集二十三个师另三个旅，约三十万人的兵力，发动第三次“围剿”。红军第一方面军30000余人在毛泽东指挥下，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避敌主力，共歼敌7个师，17个团，俘18000余人，缴枪15000 余支，取得重大胜利。

与此同时，国民党内胡派、汪派、桂系、孙科等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非常会议"，在广州成立广州国民政府，汪精卫为主席。1931年9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出师讨蒋，并在天津设立“北方军事政务委员会”，任命阎锡山、冯玉祥、韩复榘、邹鲁等人为委员，统一北方反蒋武装。蒋介石迅速调兵“讨逆”并亲自前往南昌督战，至此，国民政府主要军事力量都被吸引在了南方。

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铁道守备队将通往沈阳北部地区的南满铁路炸坏了一小段，并将3具身穿东北军士兵服装的中国人尸体放在现场，作为东北军破坏铁路的证据，诬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袭击日军。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以此为借口，向中国军队驻地进攻。未遇抵抗的日军在24小时内攻占了沈阳和长春，然后成扇形向四面八方展开，仅仅一周之内，两万多日军在中国东北的广阔地域上几乎兵不血刃地相继占领了辽宁和吉林的三十多座城市，史称“九·一八事变”。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主战场，由此拉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