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王学典？

如何评价王学典？

我对王学典的认识经历了知其人、读其书到研其学三个过程。

一知其人

知其人，是在读张金光《秦制研究》的时候。在《秦制研究》后记中，张金光在叙述了此书出版的过程中所经历的一次又一次挫折后，说： 《秦制研究》书稿几经周折，今由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院长王学典先生鼎力相助，推荐给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历经十余载坎坷路，终赖王学典先生给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几十年的学术研究生涯，终于有了一个完美的结局，吾不胜感激之至，没齿不忘。 读前面的部分，我跟着张先生一起压抑，读到这里，我也跟着张先生长出一口气。

张先生这段话告诉我一个圆满的句号，但没细说这个句号是怎么画上的。王先生在《张金光生前身后事》一文提到了：大概是一九九七年的一天，在文史楼下碰到他了，看到他右手几个手指均缠着白纱布，脸色蜡黄，问他怎么了，他说：台湾联经要他的《秦制研究》，但必须用繁体字交稿。张老师实在不愿错过这个难得的出版机会，遂夜以继日，将这部近百万字的书稿重抄了一遍，中指、食指、大拇指，为此全部磨出了血泡，没办法，他就用纱布缠上继续抄。听完之后，在心灵受到巨大震撼之余，他的《秦制研究》就这样刻在我脑子里了。二00二年底，当新生的文史哲研究院筹划出版自己的专刊时，我想到了这部历经磨难的书稿，并推荐给了我的同事们，于是该书被列入首批专刊计划，并于二00四年面世。

第二次知道王学典，是看刘梦溪视频的时候。2017年刘梦溪应邀参加第八届世界儒学大会，王学典在曲阜站接他。在视频中，王先生也讲了话，浓重的山东口音。

刘梦溪是因为庞朴才认识王学典的，他在《甲午岁尾悼庞朴》一文中讲：这期间恰好认识了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的王学典先生，他是我所见及的难得一遇的学界君子。重友情，讲道义，敢担当。史学出身而有哲学头脑。思理明晰，有似庞朴；尊贤好义，鲜有其匹。

二读其书

我在学习历史的时候，遇到一个大困惑，就是如何对待唯物史观。这个困惑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如何对待大陆学者在二十世纪后半段所写著作中的术语问题，一是如何对待港台学者在著作中对唯物史观明里暗里的批评。冯天瑜的《封建考论》解决了我在名词上的困惑，秦先生的《田园诗与狂想曲》解决了我在事实上的困惑。既然名实都解决了，我还困惑什么呢？我困惑的是，如何在思想上对待这股贯穿整个20世纪的思潮？王学典先生的著作，解决了我这个大困惑。

王先生以翦伯赞、黎澍为代表，揭示出唯物史观内部历史主义与阶级斗争两股思潮，展现出唯物史观内部历史主义这股思潮的价值以及它在走出阶级斗争史观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这是20世纪后半期的史学线索。在20世纪前半期，王先生将唯物史观的引入和壮大看成是对梁启超“新史学”的继承，而胡、傅的实证主义则为“新汉学”。王先生的这一概括是合乎事实的，具体可以看他的论文集《新史学与新汉学》。王先生的书，抚平了我对教条主义的厌恶情绪，同时也重拾我对唯物史观的信心。在最近四十年，随着港台著作和海外思潮的引入，唯物史观日趋边缘的局面下，王先生从学理上指出其价值，尤为可贵。

三研其学

研其学，主要是指史学史。在当代史学史学者中，乔治忠和王学典，是我最为欣赏的两位。乔先生的治学特点是实证，王先生的治学特点是理论，乔先生的治学范围是古代，王先生的治学范围是近现代，两者互补，相得益彰。更为重要的是，二者的史学史研究历程，相比于其他学者，相对完整。例如，在史料上，乔治忠修订了《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王学典主编了《20世纪中国史学编年》；在史学论文编选上，乔治忠主编了《中国史学史经典精读》，王学典选辑了《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史论》；在学术史回顾上，乔治忠编著了《中国史学史研究述要》，王学典合写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以及《唯物史观与伦理史观的冲突》；在教材上，乔治忠编写了《中国史学史》，王学典主编了《史学引论》；在断代上，乔治忠出版了《清朝官方史学研究》，王学典出版了《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在个案上，乔治忠的硕士论文研究章学诚，王学典的硕士论文研究翦伯赞。

总体来说，乔治忠是以章学诚为起点，一扩为清代官方史学，再扩为整个中国古代史学史，贯穿其中的考证；王学典是以翦伯赞为起点，一扩为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再扩为整个二十世纪史学思潮，贯穿其中的是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