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爆发的直接原因？

五四运动爆发的直接原因？

分几个方面：

五四运动的预演--1918年反对中日秘密军事协定大请愿-党史学习教育

背景：1918年年初（五四运动一年前），日本政府向北洋政府提出共同防敌的提议，希望借此获得出兵北满的合法权，作为报酬可提供军事借款以及军火，5月16日和19日，中日两国政府代表先后在北京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留日学生最早从欧、日媒体获得了消息，并发起全体罢学归国运动。5月5日，留日学生成立 “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救国团”，北京各校学生纷纷参与，5月21日，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学校、工业专门学校和法政专门学校共2000多名学生齐聚新华门，向总统府联合请愿，要求停止签署“共同防敌”协定，并公布中日秘密协定的条文，中日密约就是俗称的西原借款。但因为大总统冯国璋不想和段祺瑞翻脸，面对学生采取了搪塞的态度，再加上除国民党人给予积极的支持之外，《新青年》杂志当时正奉行胡适的不谈政治主张，专注于文艺思想革新，北大新文化派、江浙教育界亦均未参与，暑假开始，多数学生离校，得不到社会各界响应的学生运动只能暂时告终。

但是在此一役中，北京各校学生建立起了学生救国会（最初名称是学生爱国会），暑假期间，学生救国会派许德珩、易克嶷两人为代表南下联络。两人先后到天津、济南、武汉、九江、南京、上海，与各地学生组织和媒体、政界人士建立联系，筹办《国民》杂志，其第一届职员大多数成为了后来五四运动的领导人。这是五四运动可以迅速扩大到全国的先决条件。

1916年9月，共同从进步党中分化出的以梁启超为首的“宪法研究同志会”与以汤化龙为首的“宪法案讨论会”合并为“宪法研究会”，俗称“研究系”，在府院相争的背景下，以国民党人为多数党的国会与大总统黎元洪联合起来，抵制国务总理段祺瑞的参战主张，研究系则支持段祺瑞对德绝交。段祺瑞讨伐张勋之后，听从研究系的建议，拒绝恢复《临时约法》，以临时参议院暂代旧国会，砸了国民党议员的饭碗，导致国民党人只能被迫南下，召开“非常国会”，而研究系的领袖梁启超、汤化龙、林长民、汪大燮等人均加入了段内阁，研究系本希望在新国会中成为第一大党段祺瑞的亲信徐树铮卸磨杀驴，支持王揖唐等人成立了“安福俱乐部”，并在1918年夏季的新国会选举中暗箱操作，导致研究系在两院472个席位中仅得了21席。研究系就此和段祺瑞决裂。

另外段祺瑞还有另一个核心班底“新交通系”，领袖是曹汝霖，成员知名的有曾毓隽、陆宗舆、章宗祥等，这个团体是用来代替在护国战争中被打成“帝制祸首”的梁士诒旧交通系，主要负责在经济和外交方面提供支持。梁启超任财政总长期间，研究系和新交通系虽然都主张对日借款，但在具体意见上多有矛盾，曹汝霖为了顺利借款就架空财政部，梁启超抗争无效后挂冠求去之时，曹汝霖在段祺瑞面前指责梁氏是“有意拆台”，段对此亦深信不疑。林长民、汪大燮和陆宗舆、章宗祥亦摩擦不断。

这时候大总统徐世昌却主动向研究系伸出橄榄枝，并于1918年12月中旬，在外交部外另设了一个外交委员会，以汪大燮、林长民等人为核心，主要任务就是针对巴黎和会向政府提供切实可行的政策咨询和建议,并处理相关的外交事务。又委任梁启超以个人身份赴法，在正式派使之外再辟一条联系巴黎和会的渠道。无疑，此举是为了对抗段祺瑞的势力。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开幕，28日十人会讨论山东问题，中日正面交锋。顾维钧依据法理驳斥中日成约，并表明中国愿意公布“中日密约”，强调战时与日本签订的所有协定均为暂时性质，应由和会重新裁决。对此日本驻北京公使小幡酉吉于2月2日向中国外交部提出强烈抗议。北洋政府内部，国务会议倾向于不公开“中日密约”，但徐世昌力排内阁、外交官及军人之压力，坚持公开。

15日中国代表团向和会最高会议提出《山东问题说帖》英文本，附件列出“二十一条”交涉及三件有关山东问题之“中日密约”。直属总统府之“外交委员会”中汪大燮、林长民诸人，利用研究系及《晨报》宣传，要求废止诸密约。2月14日《晨报》刊出：

所谓密约者有四：（一）二十一条密约，（二）军事协定，（三）胶济铁路交换（还）合同，（四）高徐、济顺铁路之预备合同。第一项之来历，为国人所没齿不忘之条约，其实此条约乃以武力强制执行之命令也。第二项以对德国宣战而发生，当然以停战而无效。第三项第四项尚无正式合同，故无完全效力。且第二项以下，皆未经国会通过，根本上无效力之可言。

到了3月初，吉黑林矿借款合同、满蒙铁路借款草合同、山东高徐济顺借款草合同、《山东问题换文》、《中日军事协定文书》及相关条文、参战借款、军械借款等先后由外交部电达巴黎，连陆征祥都感到大受震撼。一同参与和会的广州军政府代表王正廷不知道梁启超和段祺瑞已经分道扬镳，误认为梁是段的帮凶，并且在暗中阻碍密约的公布，并把消息传给了南方众议院院长吴景濂，顿时在南方炸开了锅，最后传到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总经理劭力子手里，变成了这样一则头条：

我国欧和会代表顾、王两氏在会提出撤废各种密约议案，及五月九日之二十一条件。不意今日时闻梁启超在法与日本诡密行动，而军政府最近接到王代表正廷来电，谓“有受诱济私之人，事同卖国，有若大逆”。虽未明指梁氏，然除梁氏外似无人在法活动，则梁氏徇全国舆论所亟应声讨者也。”

（4月2日）

我估计梁启超此刻都想把段祺瑞的家人问候千百遍。

怎么办？还是跟反袁的时候一样，及时跳船吧，好在对方这次把柄很多，最现成的就是1918年9月签订的《山东问题换文》和高徐济顺借款草合同，就在王正廷致电吴景濂的同一天，梁启超致电徐世昌：

去年九月，德国垂败，政府究何用意，乃于此时结此约以自缚。为今计，唯有使订约之人担负，庶可挽回，展开新局。不然，千载一时良会不啻为一二人毁坏，实为惋惜。

见老徐犹豫不决，梁又将电文稍作改动，发给汪大燮、林长民二人，两人均认为“必须通告国人，唤起觉悟”。

林长民之所以同意打击新交通系，是因为在外交委员会成立之后，在给中国代表团的巡令中曾有一个凡以外资外债建造货已订合同而尚未开工的铁路统一收归国有，然后政府以此为抵押品沿用外国专家统一管理的“铁路统一案”，这一方案被林长民视作“打破势力范围”，使“中国全国之交通从速发展”的根本主义，却遭到曹、陆以反对“共同管理”为由的强硬反对。为此汪大燮曾于2月末连上总统两篇呈文，林长民则于2月23日在中央公园演说，又从4月7日至23日在《晨报》上连续刊登其撰写的长文《铁路统一问题》，将研究系与交通系的分歧诉诸公众，希望获得舆论支持。但由于曹、陆等人的坚决反对，此案最终从中国和会提案中撤销，林的失望和愤怒无疑是到达了极点。

PS：根据章宗祥回忆，高徐、济顺二铁路借款其实是为了给老徐运动选举提供经费，但毕竟签约的是章宗祥，“欣然同意”也是章宗祥，这就是所谓的死无对证。

另外《山东问题换文》中的中方复文：

(一)胶济铁路沿线之日本国军队，除济南留一部队外，全部均调集于青岛; (二)胶济铁路之警备可由中国政府组成巡警队任之; (三)右列巡警经费由胶济铁路提供相当之金额充之; (四)右列巡警队本部及枢要驿并巡警养成所内应聘用日本人; (五)胶济铁路从业员中应采用中国人;(六)胶济铁路所属确定以后归中、日两国合办经营; (七)现在施行之民政撤废之。

可以看出明确的条款除了青岛驻军之外都只是关于胶济铁路的管理权，4月上旬刚刚公布的时候其实也并未有人认为有何深意。但是4月22下午，意大利代表因争夺阜姆问题未成，愤而退出会议，英法代表则不肯放弃与日本的密约，声称自己有维持日本继续德国在山东权利之义务，威尔逊害怕日本也退出和会，只得掉头向中国抱怨：“在欧战快结束时，日本决不能再强迫中国，何以欣然同意与之订约？”这话一出等于变相承认了日本占领青岛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24日，得到消息的梁启超致电国内，“对德国事闻以青岛直接交还，因日使力争，结果英法为所动，吾若认此，不啻加绳自缚，请警告政府及国民言责各全权、勿署名以示决心。”实际上此时威尔逊仍在做青岛五国共管的努力，巴黎和会有关山东问题的156、157、158三个条款还未形成。林长民收到电文后却突然在5月2日的报纸上发出“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国亡无日，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的警报，把中国外交失败归因于“千九百十五年之二十一款及千九百十八年之胶济换文，及诸铁路草约”。同时汪大燮则去发动学生，将消息透露给北大校长蔡元培，蔡立刻把消息通报给北大学生。学生们原本就积累了反日情绪，所以一点就燃。

徐世昌明知道顺济、高徐二铁路借款是为了自己，但无法承认，只能尽力保全三人，直到6月10日，全国舆情沸腾的情况下才不得不松手。

另外还有一些侧面原因。

【五四运动与日本对华战略的调整（上）_中国历史研究网】http://hrc.cass.cn/xsdt/qycg/202202/t20220211_5393534.shtml

顺便吐槽一下段祺瑞、坂西利八郎、梁启超、徐狐狸四个人都是典型的不粘锅，不像袁世凯和张勋还有点傻愣的感觉。

《曹汝霖一生之哭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