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评价南朝刘宋时期的谢晦？

怎么评价南朝刘宋时期的谢晦？

区区一饭犹图报，争肯为臣负汉王。

宣明公是晋末宋初的能人之一，其行政和军谋能力高于政治智慧，而统率经验之不足则直接导致了人死灯灭的悲剧。他在门阀政治成云烟消散之时发迹，宋武帝刘裕及其盟友刘穆之对他有知遇之恩，他也深得前者的信任，逐渐攀升，最终成为刘宋之肱股之臣。谢晦与徐羡之、傅亮在武帝走后的“黜昏启圣”固然有值得同情的初衷，但在政治生态恶化大背景下的废杀之举最终加剧了中国政治生态恶化。和谢晦颇有几分相似的是北周晋荡公宇文护，但后者面临的政治生态显然较南朝初期更加恶劣。谢晦的前车之鉴对宇文护毫无帮助，反而增加了后者之悲剧的必然性。

谢晦出自东晋的顶级门阀陈郡谢氏，是名相谢安的曾侄孙。东晋士族虽有贵族政治之形，但家族和房支间的此消彼长却取决于士族成员在科层官僚体系中的地位。谢晦的这一支因为父祖官位较低，在东晋末年已有败落之象。他的兄长谢瞻曾在刘裕面前自称“素士”：

因此，陈郡谢氏的金字招牌固然对谢晦之仕途有所帮助，但他的初始政治资本并不高。谢晦的政治成功与自己较高的行政能力有关。他起家为孟昶的中兵参军，其才华被刘穆之发现。孟氏死后，刘穆之推荐他到刘裕手下当参军。一次偶然的机会，刘裕麾下负责刑名的参军染病，谢晦暂时接手了处理案务的职责，断案入流，毫无差错，这是他的才华在史书上的第一次展现，也赢得了刘裕的高度赞许和提拔：

谢晦之后参与了著名的”义熙土断“。这次土地改革旨在增加南朝政权的国家能力，把很多依附于地方豪强的流民重新纳入国家户籍管理制度。在统一户籍的同时，改革也逐渐取消对南迁至江左的侨人的优待。而谢晦作为侨姓士族代表人物，在此次改革中表现出色，毫无以公济私的行径，“以平允见称”。因为这次出色的表现，刘裕提拔谢晦为自己的“主簿”，自此谢晦开始掌握刘裕集团的中枢要职。

在出征关中之时，谢晦便已经成为刘裕最近的心腹了，俨然成为军中的大内总管。

同时，谢晦在这次征途中还有另外两个维度的表现值得注意。首先便是出色的军谋。檀道济曾评价道：

很遗憾，今天能看到的史书上并未明确记载刘裕征讨关中具体哪些战术和战略是由谢晦提出的，而“十策有其九”的说法也绝不可能是精确意义上的90%，更多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但无论怎样，谢晦的军谋足以令南朝名将侧目。

更重要的是，谢晦此时已经开始勇敢地在中央政务方面提出与其他大佬的想法相左的意见。刘裕北伐，盟友刘穆之坐镇建康，每次谴使通报刘裕中央情况时，谢晦都会提出不同的意见，也惹怒了刘穆之。后来刘裕想提拔谢晦为从侍中郎遭到刘穆之拒绝而作罢，但刘穆之死后刘裕立刻重提此事，谢晦也终于再次升官。

这里有两个可能性，一种是：谢晦的独立主见受到刘裕的高度认可。另一种则是：刘裕借谢晦之口与坐镇中央的盟友展开博弈。我个人更倾向于第一种，因为刘裕和刘穆之关系亲密，而刘穆之去世后刘裕开始感到后方空虚（“京邑任虚，乃驰还彭城” -- 《宋书》），也说明了之前对刘穆之的信赖。本文无关此事的考证。总之，无论哪种情况是真，谢晦在刘裕心中的地位步步高升。之后谢晦在升官加爵的同时，更是逐渐执掌刘宋集团的禁卫军，可见刘裕对他的信任。

刘裕弥留之际任谢晦为中书令。中书令一职自曹魏以来便是掌握机要之高位，名实皆备。这也是谢晦曾叔祖父谢安的官位。无论是文职如主簿、侍中、中书令，还是武职如中领军、领军将军，谢晦从来都是刘宋集团的绝对核心成员。

但仕途顺利的谢晦却在刘裕去世后做出了极具争议的废杀之举，他最终的覆灭也源于此举。刘裕临行前任傅亮、徐羡之、谢晦、檀道济四人为顾命大臣。他们认为新君刘义符昏庸不堪，而顺位紧随其后的庐陵王刘义真也难当大任，有能力成为明君的只有三子刘义隆。 为了让贤能之人继承刘裕大志，他们先毒杀庐陵王刘义真，再废杀皇帝刘义符，最后请迎远在江陵的刘义隆入朝登基。刘义隆便是后来的宋文帝，他的“元嘉之治”是南朝少有的国泰民安之盛世。中国历史上多有废立，但动机“纯洁”的废立并不过。这里的“纯洁”指的仅仅是“与行废立者自己篡夺皇权之目的无关”。从这个角度看，谢晦等人的废立之事的动机比较纯洁。如果谢晦有自己当皇帝的野心，那么此次废立之事对于这个“野心”帮助极小，因为这是四个人的事情，废立之后得到的权威加成要与其他三人分享。废立本身需要承担极大的政治风险，谢晦此举是不符合一个野心家的风险回报计算的。一个野心家的正常行为应该是慢慢消耗掉剩下的三个大臣，然后以独揽大权的姿态废立皇帝。更重要的是，如果真的想削弱刘宋江山的能力，扶持上来的新君应该是资质较为平庸的，而谢晦等人的做法则反其道而行之。他们为了让刘义隆这个能力相对出众的皇子上位，不仅废掉了皇帝，还特意费尽心思杀掉了二皇子刘义真。如果真的要削弱刘宋江山，为何要推上来一个能人为皇帝呢？说到这里，肯定会有朋友想到汉贼董卓在废立时也曾以刘协更为聪慧为理由，但是刘协当年毕竟只有8岁，而刘义隆已经17岁了。8岁的孩子再聪慧也无法亲政，因此废少帝立刘协着实削弱了刘汉江山，但立17岁的刘义隆为皇帝则不会削弱刘宋江山。 同时，谢晦本人在行废立之事后就出镇荆州。以徐、傅二人坐镇中央，谢晦在边疆领军的安排不失为一种自保之举（虽然此举后来被证明十分愚蠢），但绝非篡权之举。哪有意图篡权的大臣不在中央积攒实力，反而去边疆当藩王的？

事实上，当代人及多位后世学者对谢晦废杀之举都比较同情。同时代的蔡廓曾对谢晦说他们的举动是”任以社稷，废昏立明“（《南史》）。

宋朝文豪苏辙更是认为谢晦等人的悲剧是刘义隆之心腹王华、王昙首等人挑唆的结果，并认为王昙首儿子王僧绰不得善终是因果报应：

清代历史学家赵翼更是直言谢晦”于谋国非不忠，并一口咬定“徐羡之、傅亮坐镇中央，谢晦和檀道济领兵边疆以牵制刘义隆而得自保”这个说法来自王华、王昙首等刘义隆心腹的污蔑。

谢晦的废杀之举，以及之后的政治安排，可以从两方面讨论，一方面是此举对于谢晦自身的影响，另一方面是此举对于中国政治生态的影响。谢晦在废杀皇帝和庐陵王之后的命运众所周知。刘义隆上台不久就捕杀傅亮和徐羡之，前者伏诛，后者自杀。接着派檀道济讨伐谢晦，谢晦战败伏诛，与子同灭。陈郡谢氏一族在谢晦之后再也没人能够成为政治史上的核心人物。浩浩《南史》，陈郡谢氏只有五人立传，而这五人中只有谢庄一人的时期是在谢晦之后。谢晦失败也许和他缺乏深谋远虑的大智慧有关。谢晦才华横溢，但也比较浮躁。作为掌握机要的大臣，他曾不小心把宋武帝想赐给王华的爵位误给了王球：

而出镇荆州前，谢晦面生骄色，被堂叔泼了一盆冷水：

废立之后的安排需要高妙的智慧以及周全的考虑，“徐、傅执权于内，檀、谢分镇于外，可以日久不败”的安排显然缺乏智慧和深谋远虑。首先，檀道济被刘义隆“策反“的可能性似乎没有进入谢晦等人的考虑范畴。而檀道济成为刘义隆的棋子后，坐镇荆州的谢晦就只有”以地方势力的身份对抗中央“的死局了。荆州虽为险要之地，但以荆州兵对战南朝中央绝非易事。桓玄的惨败殷鉴不远。更何况，谢晦虽然军谋出众，但军谋与统率是两码事，献策和统筹指挥集团军作战是两码事。檀道济的评价非常到位：

最后，谢晦完败于檀道济的中央军。

如果”分镇于外“的政治安排是次优选择，谢晦等人是否有其它选择呢？这个问题也涉及到谢晦废杀之举的得失问题。

讨论谢晦等人的废杀之举的得失之前，我们有必要提醒自己，谢晦究竟身处一个什么样的年代？

谢晦的时代早已充斥着杀伐之气和不臣之心。汉末天下大乱，前仆后继的行逆之举对政治生态造成严重破坏，尤以董公杀少帝、司马昭弑君为甚。虽然魏晋之际的过度相对平稳，但不久后的八王之乱却把政治之险恶推向另一个巅峰。东晋政权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摇晃中诞生。王朝初始便君权旁落，门阀政治波诡云谲，“纯臣少、权臣多”成为了东晋的时代特征。东晋后期的脆弱平衡被谯国桓氏和司马道子打破。桓玄诛司马道子家族 -> 桓玄篡位 -> 刘裕京口起事 -> 刘裕诛谯国桓氏 -> 刘裕篡位 - > 刘裕族诛东晋皇室等一连串杀伐行径让庙堂彻底沦落为血腥的角斗场。险象环生的庙堂毫无疑问地影响着公卿将相的心态和预期。而在中国传统史观的视野下，这便是一个贤良埋没、佞臣横行的时代：

总之，谢晦所处的政治生态颇为恶劣，一旦权力博弈升级，失败者就会面临满盘皆输、满门抄斩的风险。斩草除根成为常态。正因如此，这个时代也杀气重重，以肉体毁灭敌人为主的博弈方式司空见惯。换言之，废则杀之的行为无论从利益上，还是道义上，都难有“冒天下之大不韪”之感。因此，对历史心怀敬畏的我们，不应”轻议冢中人“。

然而，我们还是可以设想一下”废而不杀“ VS ”废而杀“+”杀庐陵王“这两种情形的政治效果对比。从新君宋文帝刘义隆的角度来说，对辅政大臣的清洗无疑伴随着高风险，那么高风险必然对应着高回报，或者说高风险可以带来”避免极低回报“（或者说是”避免恶果“）的效果。对于任何一个正常人来说，没有比”被杀“更低的”回报“（更严重的恶果）了。如果刘义隆看到自己的两个哥哥被废黜和降罪后还可以踏踏实实地作一辈子”富贵翁“，那么在刘义隆的利益计算里，”低回报“（或”严重恶果“）之”低“（即严重性）或许没有那么可怕，或者说也许没有低到需要冒清洗辅政大臣之极高风险的程度。当然，我们这里只是提供一种可能性的对比，在现实政治中，因为信息不平衡，所有的利益计算都会更加复杂。

从演化博弈的角度讲，”废杀“之举伤害的却远远不止谢晦一人，远远不止陈郡谢氏一族，它的恶果是加剧政治生态的破坏。谢晦之后，皇帝们更有理由相信大权在握的臣子们必须被清洗，因为被他们废黜的结果就是死。而权臣们呢，在知道皇帝们会有如此想法时，也就必须要加快废立的步伐，因为一旦在废立之前反被皇帝清洗，面对他们的结果也会和谢晦一样，也是死。这种对政治参与者的相互期待的改变才是废杀之举最可怕的影响。

此时我不禁想起了北周的晋荡公宇文护。先主宇文泰突然离世，托孤于侄儿宇文护：

而此时西魏的形势极为复杂。贺拔岳死后，宇文泰因为与西线军领袖贺拔岳的亲密关系以及个人的果敢和北魏末年人事安排的机缘巧合被众将推举为共主，入关中与关陇河东豪右建立起对抗高欢的政权，同时又吸引了来自洛阳的魏帝及终于魏室的建制派精英。宇文泰去世前在西魏政权是”同级别中地位最高者“(first among equals)，赵贵、独孤信等柱国与宇文泰的差距远小于汝颖文官集团和沛县武人集团与曹操的差距，也小于河北坞堡势力和怀朔鲜卑势力与高欢的差距。宇文泰突然离世，赵贵、独孤信等人皆有”等夷之志“。此时宇文护当机立断，在于谨的支持下立刻废掉西魏皇帝助宇文泰嫡长子宇文觉登基称帝（先称”天王“），借”皇位“带来的天然合法性拔高宇文家在关中的统治地位。同时，在得到赵贵和独孤信商议政变推翻新兴北周政权的情报后立刻出手剿灭叛党，巩固了宇文家的皇权基础。应该说，北周政权的成立与巩固离不开宇文护的努力。唐朝大臣虞世南在论及北周历史时，也对宇文护深表同情，认为他和谢晦相似：

后来，宇文护成了接连废杀、毒杀宇文觉、宇文毓二帝的”权臣“，最后被雄主宇文邕设计除掉。史书上没有记载宇文护和宇文泰直系后代之间的猜忌是从何时开始的，但种种迹象表明，宇文觉率先发难。宇文觉的心腹李植、孙恒认为宇文护诛杀赵贵之后”威权日盛“，掌握了更多的话事权，所以劝宇文觉今早除掉宇文护，而宇文觉则深信不疑，开始培养武士练习擒拿之术。

宇文护得知后并没有立刻大开杀戒，而是把李植、孙恒调离中央（“护微知之，乃出植为梁州刺史，恒为潼州刺史，欲遏其谋。”--《周书》），他或许仍然对堂弟报以希望，痛哭流涕地对十五岁的小皇帝表忠心，但于事无补：

接下来，宇文觉的手下继续密谋除掉宇文护，这时宇文护只有先下手为强，废杀宇文觉，并除掉其党羽。此时此刻，宇文护正是走上了不归路。

谢晦的前车之鉴，显然无法帮助宇文护和宇文觉，恶化了皇帝与权臣对彼此的期待。皇帝知道，即便权臣的初衷是好的（如谢晦），也要想办法干掉权臣，因为被废黜的下场就是死。而权臣知道皇帝知道这个，所以只有时刻提防皇帝。而皇帝也知道权臣知道自己怎么想的，所以更加期待着权臣的谋反，也因此要先下手为强，而权臣知道皇帝要先下手为强，自己也只能先下手为强。。。

谢晦等人的废杀之举，加剧了政治生态的恶化，进一步减少了权臣成为”纯臣“的可能。宇文护也许一直在想如何避免成为谢晦，殊不知已经踏上了不归路，而宇文宪连成为宇文护的机会都没有，就被周宣帝诛杀了。“贤相”、“贤王”的美谈从遐想、狂想变成了痴心妄想，“骑兽之势，必不得下”的普六茹坚们便可以大行其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