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智多星吴用这个人？

如何评价智多星吴用这个人？

智多星吴用是梁山上的“智力第一”。

吴用不仅是“智力第一”，是梁山上的文化人的代表，同时也是《水浒传》中谐音最明显的人物，更是《水浒传》作者的现实写照。他和“入云龙”公孙胜同为掌管机密军师二人组，反映了封建时代由文化和宗教构成的基本统治手段，反映了《水浒传》成书时的社会背景，更是反映了作者究竟是以什么样的心态在写这本书。

单从小说中来看，吴用是完全融入主线的人物，定位也是非常清晰，就是梁山的军师，从“七星聚义”开始到火并王伦，简单的在武十回、宋江逃亡中掉线，然后就以军师的身份长期推动主线剧情发展，直到在宋江坟前自尽。

对于这样一个人物，《水浒传》的作者称其为“天机星”，结合《水浒传》原创的名字“吴用”，其实真不得不让人多想。

一、天机，有智聚多星的吴加亮

老规矩，先来看一下吴用的星号“天机星”。和解读公孙胜“闲”字时候的问题一样，《说文解字》提供的解释太过原始、冷僻，在它的解释里，“机”指出是“木名”。

也就是《山海经》中所用的“单狐之山多机木”。郭璞的《尔雅注》中则详细解释了“机木”是指“状如榆，可烧以粪田。又与几通”。这些解释别说和今天所知的“机”的意思差别很大，即使和明清两大常用的意思相比，也大相径庭，最主要的是，和吴用本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后来笔者才发现，又是繁体字和简体字的锅，容与堂本中吴用的星号是“天機星”，而《说文解字》中不仅有“机”还有“機”，关于“機”的解释是“主发谓之機”。清代段玉裁关于这句话的注解是“機持經者，機持緯者，則機謂織具也。機之用主於發，故凡主發者皆謂之機，檃桰之辭”（为了区分繁简不同义，这句统一用繁体了）。

简单的解释一下就是“機”最开始指的是织布的机器，也就是《三字经》里“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的那个“机杼”，后来被创新引申为只要是能持经纬、有机关的就是“機”，最典型就是《后汉书·张衡传》中描写候风地动仪的“如有地动，尊则振龙，机发吐丸，而蟾蜍衔之”、“虽一龙发机，而七首不动，寻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以及“尝一龙机发而地不觉动，京师学者咸怪其无征”。

但是，严格上来说，这个和吴用也没太大关系，如果“天机星”是诸葛亮那笔者也认了。可惜吴用不是诸葛亮，整本书就没有发明过什么。不过在《康熙字典》中有三个意思，笔者认为还是对应度很高的，具体就砍读者自行选取吧。

一是“发动所由”，也就是《大学》中的“其機如此”，也就是事物发动的能动性，对应吴用推动为“智取生辰纲”提供价值观和方法论；

二是引用《博雅》的“斗星三为機”，在卢俊义篇笔者曾提到“天魁星”和“天罡星”是真实存在的星，对应北斗七星中的首星“天枢”和尾星“摇光”或者“斗”四星和“杓”三星。如果采用第一种说法结合那么“斗星三为機”，那么“机”就是“玑”的异体字或者通假字，所谓的“天机星”就是“天玑星”，当然考虑到尾星才是“天罡”，吴用要对应“斗星第三”，可能性不高；

三是“气运之变化曰機”，全文是《集韻》的“织具谓之极杼，机以转轴，杼以持纬。又气运之变化曰機”，结合《水浒传》的剧情也是能说得通的；

四是“要也，會也，密也”，这一段《庄子》用的最多，什么“万物皆出于機，皆入于機”、“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又天機，天眞也”、“嗜欲深者天機浅”，这一段可以对应玄女授书给宋江时说的“（天书）只可与天机星同观，其他皆不可见” 。

当然，可能施耐庵并非选取了一种意思，而是多个意思对应也说不准，具体还是见仁见智吧。

二、入世，死而后已的儒士

笔者曾在花荣篇曾经解读过，施耐庵对于文人是非常无感，尤其是对于当官的文人甚至可以说是厌恶，以至于借王英之口说出了“况兼如今世上都是那大头巾弄得歹了”。

但是，对于施耐庵而言，文人是《水浒传》创作中绝对避不开的群体，理由无二，就是文人才是中国统治阶层的中流砥柱。缺少了一个文人，尤其是缺少了一个军师式的人物，在施耐庵的创作时代《水浒传》故事推进将举步维艰，所谓的108将将彻底变成流窜的草寇和乌合之众。

所以，不妨先不谈吴用，先来谈谈108将中类似于文人的人究竟有谁，都有哪些特点：

上面这几位基本涵盖了108将中的文人和疑似文人的人，可以看出人数占比非常少，而且没有一名正经的官员，社会地位最高的是柴进这样的二世祖，然后就是宋江、裴宣这样的没有功名和编制的小吏，正经一直在从事文人工作的就是吴用和萧让（两人都有称呼是秀才，原文也没有说是有秀才功名还是只是文人的统称），其实也难怪李贽会在容与堂本大聚义的时候批注是“莽人多，只得如此计较，妙，妙”。

关于上面这种现象，从小说的创作角度来讲，这类人群很可能是施耐庵能够接触到的文人群体，尤其是小吏方面；从《水浒传》作者个人方面来讲，施耐庵是有意在避开文人，尤其是文官这类群体，在清风山剧本前后，施耐庵借助宋江家的窨子论述了自己对于“官和吏”的看法，在清风山上又借助王英之口表达了对文人的讨厌，最后再将刘高和花荣放在一起，塑造了一个不学无术、薄情寡义的“文知寨”刘高。

从这点上看，如果《水浒传》是由多人写成的，那么对于文人的恶意，可以说是一以贯之，对于文人塑造的思路也可以说是一脉相承，最明显的证据就是在《水浒传》108将中越是文人属性强的角色就越要凸显这个角色会打架，部分甚至安排了打架的场景，突出例子就是吴用、朱武、萧让、裴宣、蒋敬、金大坚。

吴用是几人中最早有使用武力描写的人，原文中用铜链逼停雷横和刘唐两员草莽高手的激战：“只见侧首篱门开处，一个人掣两条铜链，叫道：‘你们两个好汉且不要斗，我看了多时，权且歇一歇，我有话说。’便把铜链就中一隔，两个都收住了朴刀，跳出圈子外来，立住了脚”；朱武并没有交代文人背景，虽然绰号是神机军师，但是特意被注了一笔“能使两口双刀”；当过孔目的裴宣定位是“亦会拈枪使棒，舞剑抡刀，智勇足备”，是饮马川三人组的老大；蒋敬原文是“亦能刺枪使棒，布阵排兵”，黄门山四人众的老二；萧让和金大坚更猛，“焦躁”起来“便挺着杆棒”，打算就地宰了职业土匪矮脚虎王英。

可以说，《水浒传》意识到自己小说中的108将是不可能没有文人的位置的，于是就出现了上述的骚操作，越是文人就越要在登场时点名会打架或者干脆安排一场打架，尤其是像萧让这种称号是“秀才”的，不仅特意不点出这个“秀才”是不是有功名的那种（笔者认为不是，看人设施耐庵应该是把卖假字的人揉进角色里了），而且打起架来极度硬核。

其他的诸如柴进、宋清、安道全、皇甫端之类的，严格意义上称不上是文人，宋江虽然算，但挺着朴刀到处跑还能教明亮兄弟武术，就不必多说了（孔家庄真特么是人才，让宋江教武术）。《水浒传》中不会打架的文人也有，典型的就是“白衣秀士”王伦，然后被林冲火并了。

所以笔者认为，吴用的人设是后面一系列梁山文人设定的模板，从吴用开始，后面的文人一个比一个想打架，这也算是一种小说情节和作者思想相互妥协的结果了。但是，从侧面反映出，这样的文人，尤其是吴用这样的文人才是《水浒传》作者心目中的理想文人。

首先是有智慧，吴用的出场赞诗给他的定位非常高，“万卷经书曾读过，平生机巧心灵。六韬三略究来精。胸中藏战将，腹内隐雄兵。谋略敢欺诸葛亮，陈平岂敌才能。略施小计鬼神惊。名称吴学究，人号智多星”，也就说说吴用对标的历史人物是西汉元勋陈平和蜀汉名臣诸葛亮；

再来就是讲义气，对于吴用的特殊性在于他是愿意按照江湖规矩行事的，绝非类似于王伦之类的腐儒，明知刘唐说自己是晁盖外甥有问题也不拆穿，相反是一味保全晁盖颜面，也有容人的肚量，梁山的兴盛可以说有吴用一半的功劳；

然后是接地气，从“撞筹三阮”来看，三阮对于吴用的态度很尊敬，而吴用同样也很尊重三阮的市井风气和草莽脾性，并非是端着读书人的架子高高在上，相反是吃住一起、祸福同担，否则凭阮小七那种连招安天使都敢欺负的主首先摆不平；

最后就是打架，尽管只有一次而且是劝架，就是小说中用铜链阻止刘唐和雷横的街头斗殴，这点上面已有论述，这里就不展开了。

三、在线，多智难近妖的智多星

公孙胜代表的是一种入世的智慧，与之相对的则是吴用所代表的入世的智慧。

在108将中与聪明有关的星号分别是吴用的“机”、石秀和扈三娘的“慧”以及燕青和金大坚的“巧”。在这里可以看出汉字的信息量，同样的一个字可以表达不同的意思，比如石秀的“慧”代表的是底层群众的生存智慧，这点笔者在石秀篇有所论述，而扈三娘的“慧”恐怕更多地集中在妇德身上（封建遗毒注意区别）；同样的燕青的“巧”指的是“机巧心灵，见多识广，了身达命”，而就算逼死金大坚也做不到这一点，金大坚的“巧”体现在他雕刻的手艺上，也就是浪子的“巧”和工匠“巧”之间的区别。

而吴用和上面其他几人的最大区别是，“机”字是吴用的专属，除了吴用没有人再有幸能被施耐庵注一个“地机星”。笔者的理解是，吴用和公孙胜是《水浒传》作者心中大智慧的一体两面，和公孙胜代表“了身达命”的宗教智慧不同，吴用代表的是“用世济世”的儒家智慧。

在还道村玄女庙中宋江受天书时，玄女娘娘对宋江的寄书感言就是“宋星主，传汝三卷天书，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吾有四句天言，汝当记取，终身佩受，勿忘勿泄”，这段话其实是对宋江后面行为的一种神权背书，也是对梁山108将行为目的性的阐述，就是“辅国安民，去邪归正”。

上面看似只和宋江有关，其实还体现了吴用的作为梁山上最有代表性的文人定位。因为玄女后面还跟了一句“此三卷之书，可以善观熟视，只可与天机星同观，其他皆不可见”。也就是说这三卷书怕宋江看不懂，要吴用跟着学，从后面的情节看，宋江好像确实就学了个“回风返火”之术，结果还是输给了野狐禅出身的高廉。其实，也从侧面反映了，用来“辅国安民，去邪归正”的天书不仅仅是给宋江的工具，也是给吴用的责任。

当然，这里有个很大的bug，那就是“此三卷之书，可以善观熟视，只可与天机星同观，其他皆不可见”这句话是第42回《还道村受三卷天书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中玄女对宋江说的（贯华堂刻本是第41回），而真正知道“天机星”是谁必须要等到第71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排座次》（贯华堂刻本是第70回《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惊噩梦》）。也就是说按照常理，宋江被授书的时候知道个毛线“天机星”，结果授书的时候一个敢说、一个敢答。

而且后面剧情中这三卷号称可以“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的天书出场次数屈指可数，没有交代是不是和吴用一起看了，也没有说明宋江是不是执行了九天玄女说的“功成之后，便可焚之，勿留在世”，唯一的高光时刻在高唐州被高廉啪啪打脸，到了征辽时碰倒“浑天象阵”还得九天玄女再跑一趟送攻略。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也可以侧面反映出吴用的重要性和正义性，在梁山受招安中，吴用是完成招安的重要推手，与宋江不同的是，吴用看重的是如何有尊严地被招安而不是只要招安就行，因此在吴用的授意之下，第一次招安和第二次招安均是被梁山主动破坏，但是从根本上讲吴用是从来没有反对过招安，这一点是非常符合施耐庵赋予他的草莽读书人的形象，也为吴用最后吊死宋江坟前埋下了伏笔。

其实关于读书人的定位，从“智取生辰纲”的时候就已经给足了，也就是读书人在其中的作用。在“七星聚义”中，吴用是阻止刘唐和雷横对决后加入的，而且对“智取生辰纲”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不仅坚定了晁盖抢“生辰纲”的信心，撞筹了三阮入伙，最重要的是为“智取生辰纲”How to智取，提供了极其具有操作性的方法论。

而相比之下，公孙胜的出场就非常迷了，其实不管是晁盖还是吴用应该都没有把他纳入计划之中，因为公孙胜没赶上热乎的，刘唐、吴用把他想做的事情全部做得干干净净。当然，这和公孙胜的初始设定有非常大的关系，毕竟是需要超脱物外的宗教人士，而吴用则是经世致用的必要典型。

而从法理上讲，吴用给智取生辰纲的定义是“取此一套富贵不义之财”，也就是后面梁山最大的行为动机，就是“替天行道”，也就是在“撞筹三阮”时的赞诗所说“学究知书岂爱财，阮郎渔乐亦悠哉。只因不义金珠去，致使群雄聚义来。”

但是《宋江三十六人赞》中的赞诗和《水浒传》的出入就很大了，吴用的赞诗是“古人用智，义国安民。惜哉所为，酒色粗人”，而且名字也并非后世所熟知的吴用，而是吴学究。在《宣和遗事》中吴用的名字即不叫吴用，也不叫吴学究，而是叫吴加亮。

关于这一点，《水浒传》的作者很明显将前两者的资料相互结合，按照吴用的出场介绍是“这人乃是智多星吴用，表字学究，道号加亮先生”，也就是将来自于《宋江三十六人赞》中的吴学究变成了吴用的字，而吴加亮变成了吴用的号。这么一来，在《水浒传》的世界观里不管是叫吴用、吴学究还是叫吴加亮都没有错，事实上，不少场合也确实是混着称呼的。

关于“学究”一词，最早来源于唐代科举中的一种科目，全称是“学究一经”，宋代则是礼部贡举十科之一，所以也泛指读书人。到了明清两代，学究一般用作教书先生的统称，也就是《水浒站》中给吴用设定的职业“东溪村私塾先生”。也就是说《宣和遗事》中的“吴学究”极大可能不是名字而是身份，如果“智多星”真的在历史上存在过，那么很可能从开始就是个读书人。

可能是由于吴用各种资料的身份指向性太强，不管在任何一份以宋江36人为题材的作品中，吴用都是以军师的身份出场，包括一系列的元明杂剧无一例外。和他身份相衬的就是他的绰号“智多星”，这个绰号可以说是应用很广泛，不知道是不是受《水浒传》流传的影响，后世对于“智多星”的意义几乎不言而喻。

也可能是处于这个原因，王利器在《“水浒”英雄的绰号》一文中没有对吴用的“智多星”做任何解释。疑似应用王利器该文的曲家源则在《水浒一百单八将绰号考释》中引用庾信《周大将军闻喜公柳遐墓志铭》一诗中的“智士石坼，贤人星陨”，认为“智多星”是为了说明吴用上应天星，是智慧之星的意思。

结合历代“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封建思想（封建思想注意扬弃），民间历来有把读书人称为“星宿下凡”的迷信说法，笔者认为“智多星”采取这样的意思也不无可能。

四、等闲，发声于施耐庵的悲叹

吴用是《水浒传》中最明显的一个谐音梗，即“无用”。在《水浒传》之前，以“宋江三十六人”为题材的作品并没有叫吴用的人，一般用作吴加亮或者吴学究。

《宣和遗事》和《宋江三十六人赞》就不用说了，元代杂剧《同乐院燕青博鱼》、《梁山泊黑旋风负荆》、《鲁智深喜赏黄花峪》，以及明初杂剧《黑旋风仗义疏财》、《梁山五虎大劫牢》、《王矮虎大闹东平府》等均为“吴学究”，与《黑旋风仗义疏财》同一作者的《豹子和尚自还俗》则是“吴加亮”。尽管不论是“学究”也好，“加亮”也罢，几乎所有杂剧吴用都是在开头秀了个存在。

目前，笔者所能找到的除《水浒传》外最早出现“吴用”字样的是明代杂剧《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虽然不能明确该杂剧的具体年代，考虑到情节和《水浒传》征辽一章相似度，而且出现了大量水浒传中的地煞角色，所以笔者认为这部杂剧是受《水浒传》影响的早期杂剧作品。

与吴用在杂剧中背景板相对的，就是吴用（或者吴加亮、吴学究）在各种版本的排位都很高，而且是无可争议的那种高，基本没有掉出过前三。

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无论是笔记还是杂剧，吴用从来没有改变过自己读书人的身份。所以按照笔者的理解，就像关胜有没有关羽后人设定直接影响他排名一样，正是这个文人的身份拔高了吴用在36人或者108人团队中的地位。究其根本，来源应该是文化和宗教是封建时代的两大统治手段之一。

柳宗元在名篇《封建论》中提到“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众所周知，由于郡县制的设立，撕开了原本以宗法为纽带的贵族统治壁垒，而隋唐创立的科举制度彻底诛了贵族政治的心，士人阶层逐渐填补了由于贵族统治退出留下的真空。但是文化传播的主要媒介是文字，而古代那种感人的识字率并不能够完全支撑起基层统治的需要，所以宗教的作用就在这个时候发挥出来了。

所以，在《水浒传》中吴用和公孙胜作为文化和宗教的代表，本身就注定了高排名的存在。由于吴用文人的设定从未改变，所以历代排名稳居高位，比如《宣和遗事》中位居第1（宋江不算在内）、《宋江三十六人赞》中排第2（仅次于宋江），笔者认为这是那个时代“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文人统治映射。

那么这个一个位居梁山“万品”之上的人物，偏偏要被作者挂上“吴用”的谐音呢？

笔者曾在另一个读书人白衣秀士王伦被火并的那章发现了一首很有趣的旁白“量大福也大，机深祸亦深”。笔者认为这两句话，与其说是形容王伦的，反而是形容吴用来的跟恰当，何况吴用的星号本来就是“天机星”。

那么“祸”的源头又在哪里呢？笔者认为，吴用的“祸”并不在小说之中，而在施耐庵身上，也就是笔者在第一段中说的“吴用是施耐庵的现实写照”。

首先就是施耐庵对于吴用的设计时很矛盾的，一方面追求为了摆脱贪官奸臣的欺压，图个“一世的快活”，一方面有要在忠义的基础上“谋个出路”，还是那句话吴用的矛盾即是施耐庵的矛盾，施耐庵是一个已经意识到社会问题，却没有任何理论可以解决它，他眼中看到的不是“圣王之道”而是“善无善报”。但同时施耐庵作为读书人，儒家的价值观是深入骨髓的，从侧面上来讲，施耐庵只能遵循儒家的道德体系，因为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的道德体系作为替代物。

这种心理之下施耐庵在梁山上创造了两个军师，吴用和公孙胜，代表着经世和避世两种完全不同的智慧。也就是两个人的星号，一个是“机”，也就是窥破天机也是无用；另一个是“闲”，修仙了道只做等闲。

但是，从《水浒传》中来看，吴用的地位总是高于公孙胜，在“七星聚义”时排位就是“晁盖只得坐了第一位，吴用坐了第二位，公孙胜坐了第三位，刘唐坐了第四位，阮小二坐了第五位，阮小五坐第六位，阮小七坐第七位”，在火并王伦之后的林冲对吴用说的也是“学究先生在此，便请做军师，执掌兵权，调用将校，须坐第二位”。而吴用的排位一直到卢俊义入伙后才从第2让到了第3，可见吴用的重要性。

从谋士的角度出发吴用也是宋江有大事时主要的商量对象，比如征方腊之前，宋江和吴用的对话，原文是“宋江东京城献俘宋江叹口气道：‘想我生来八字浅薄，命运蹇滞。破辽平寇，东征西讨，受了许多劳苦，今日连累众兄弟无功，因此愁闷。’”、吴用答道： ‘兄长既知造化未通，何故不乐？万事分定，不必多忧’”，这种场景很少在公孙胜身上看到，尽管两个人同是军师。

也就是说在施耐庵的心中，始终保持了儒在上、道在下的地位。换而言之，相比于老于林泉，去追求那个渺茫的修仙正果，其实施耐庵更希望凭借自己这一身才华留名青史，和历史上那些名臣名相一样，几十年所学经世致用，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来。

所以笔者认为，施耐庵将自己的现实，通过小说的艺术加工映射在了吴用身上。吴用身上并不只有大智慧，还有很多市井气息的小聪明，比如吴用版本的经典战术“里应外合、入城放火”，再比如“智取生辰纲”用蒙汗药之类的，再比如坑卢俊义上山、坑朱仝杀小衙内。这种不择手段、残忍和小慧，笔者很难想象在会出现在诸葛亮或者陈平身上（吴用赞诗的对比），到有几分土匪军师的气质。

所以，从吴用身上可以看到《水浒传》作者的一些影子和真实身份，作为文人，怀才不遇是注定发生在施耐庵身上的事情，毕竟当时会去写小说的文人都不是什么名士出身，而是被嘲讽为“文痞”，但凡小说家有那么些许地位，也不至于今天都不能确定《水浒传》的作者究竟是否就是施耐庵。

是的，吴用是《水浒传》作者内心最后的那种属于文人的悲叹。“无用”或者是对应他一生的郁郁不得志，或者对应吴用自杀、宋江惨死的结局，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总之是千古一悲叹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