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露之变对于文宗朝及其后的唐代中枢政局有何影响？如何评估甘露之变在中晚唐政治史上的地位？

甘露之变对于文宗朝及其后的唐代中枢政局有何影响？如何评估甘露之变在中晚唐政治史上的地位？

“甘露之变”是唐朝后期具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后世史家、学者普遍认为，“甘露之变”标志着历史上第二次宦官时代的正式开始，从此以后，宦官专权更加猛烈，唐王朝从此一步步衰亡，直至70年后朱温篡唐。

这一观点当然没错。但综合来看，“甘露之变”是一场朝臣完败的屠杀惨祸，其对唐王朝的影响，应该一分为二地看：

从不利影响看——

首先是“甘露之变”的失败，使得相权更加衰弱，宦官更加强势。600多名朝臣包括宰相之内，突然之间命丧黄泉，朝堂公卿减半，短其内直接影响了朝廷的正常运转和政局的动荡不安。朝臣犹如惊弓之鸟，很多人不敢上朝，每天上朝和家人告别，都像诀别一样。

为了稳定朝政，朝廷不得不下命令：其他人不得再揭发或恐吓，已经逃匿的，不准再追捕，三天内必须回朝上班。“时士良等恣横，朝臣日忧家破”“他人无得相言告及相恐。凡亡匿者，勿复追捕，三日内各听自归本司。”（《资治通鉴》）

对朝臣的致命打击，进一步削弱了相权，助长了宦官势力。

其次是对文宗的打击，君权难以收回，使文宗从此彻底丧失了复兴王朝之志。面对宦官的日益嚣张，文宗无可奈何，曾和大臣周墀闲谈，自比不如周赧王、汉献帝：“‘赧、献受制于强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因泣下沾襟，墀伏地流涕，自是不复视朝。”（《资治通鉴》）无奈悲愤之情溢于言表，从此疏于政事，饮酒求醉，五年后积郁病亡。

一场朝臣屠杀惨案，对朝廷的负面影响勿容置疑。但从后期的实际情况看，“甘露之变”也有其积极的一面，或者说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是这次事变在一定程度上震摄了宦官势力。尽管“甘露之变”以失败告终，但前期诛杀了王守澄、陈弘志、韦元素等权阉，让朝臣看到了朝廷对宦官专权的态度，也让后起宦官感受到了压力。

虽然宦官仍旧专权，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面对宦官的器张跋扈，还是有部分朝臣敢于顶住压力，与宦官势力相抗衡。而这种抗衡，如果不触碰到宦官集团的底线，宦官势力也会尽量收敛。

比如，事变发生后，昭义节度使刘从谏就曾上表朝廷：“如果朝廷中的奸臣难以控制的话，我随时誓死清君侧！”，并和新任宰相郑覃、李石多次奏请朝廷，为以前因协助朝廷清除宦官而被贬逐的宋申锡鸣冤平反。最终文宗下诏恢复宋申锡的所有官职。“如奸臣难制，誓以死清君侧！”“及从谏表至，士良等惮之。”（《资治通鉴》）

仇士良手下一个军将曾和宰相李石争执，京兆尹薛元赏将其逮捕。仇士良得知后派人来叫薛元赏，薛元赏知道凶多吉少，就先杖杀了那个军将，然后自己穿上囚服前去，任凭处置。仇士良见事已至此，只好作罢，还假装公正，和薛元赏把酒对饮。

部分正直朝臣的气节，一定程度上震慑了宦官势力。史载“由是郑覃、李石粗能秉政，天子倚之亦差以自强。”（《资治通鉴》）可见，“甘露之变”后，宦官势力虽然张狂，但也有所收敛，并不像有些文章所说的朝臣成了任人摆布的“木偶”。

二是“甘露事变”为后来的君主提供了应对宦官专权的经验教训。吸取文宗“甘露事变”用人不当、处理宦官专权急于求成的经验教训，武宗上任后，对仇士良等权阉采取 “内实嫌之，阳示尊宠”的灵活策略。

之后，起用反对宦官专权的李德裕为相，并在关键时刻为朝臣撑腰打气，君臣合力与宦官势力周旋，最终采取明升暗降的方式，削夺其实权，迫使仇士良主动告老还乡，使宦官势力受到打击。武宗时期也出现了短暂的兴盛，史称“会昌中兴”。

只是，此时的唐王朝积弊已久，表面的繁盛难以掩改深层的社会危机和重重矛盾。民变之象已现，藩镇势力壮大，而其后的几代君主大都昏庸无能，皇权再度旁落，朝臣与宦官争斗再起，双方又走上了勾结藩镇相互打压的老路，最终被朱温钻了空子，将宦官和朝臣一并清除，907年，朱温灭唐建立后梁，终于把唐王朝送上了末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