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中国乡村发展的前景是怎样的?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
在三年前,做咨询的我和几个同事一起发起了一个创新式的乡村公益项目【乡兴社】。
我们在乡村做了五年的咨询项目,深感光有战略规划还远远不够。
这个问题似乎不应该从我的嘴里问出来,我在一个小城镇出生长大,直到大学期间休学支教,才可以算得上是真正在乡村「生活」过。
彼时眼里的乡村,无限美好,每天下课后坐在小屋门前,有时学生会来借书,或者在草坪上嬉闹,远处的风景是夕照金山,我觉得日子如果就这样,年复一年,过完这一生,是一种福报。村子里时不时会有公益组织来捐赠,我觉得他们做事效率太差,未曾想到而后自己也全职从事社会工作,走过的乡村越来越多,可谓「一念起,万水千山」。
照理来说,我这样的过客,是没有资格讨论什么乡村发展的,但是眼看着其他过客都把自己包装成专家,我觉得有必要说点什么。
乡村往哪走,不是由我,或者一众过客来回答甚至指出一条所谓的康庄大道,而是对每一个参与乡村建设的人的「提问」,带着这样的疑问,大胆探索,小心求证,应是基本态度。
城市化的进程吸纳了大量的乡村青年劳动力,我们常常用「空心化」来形容现在的乡村,也有不少人用「凋敝」来描述,更加凸显了一种凄凉的氛围。于此同时正在发生的,是返乡创业,乡村文旅大开发,我们喊出乡村综合振兴的口号,资源浩浩荡荡地又往乡村去。
随着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善,城乡之间的连接已经很紧密了,彼此的交互和资源的流动越发频繁。有人说我们让想出去打工的人出去打工,让想回乡创业的人回乡创业就好了。于是,有些公益组织关注走出去后的「留守问题」,也有些关注「回来的」,给予他们创业支持,一般来说就是把产品的包装换得好看一些,找个有流量的平台,一年也能卖出不少,经济收入的增长是肉眼可见的。
我并非在说解决留守儿童的心理问题和创业支持是不好的,相反我认为这些基本的,关系重大的议题,是必须要全力做好的,但我们现在出了不小的问题。
一方面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不能说是有效的,大家甚至没有耐心要去验证其中的有效性,在某些地区大量的资源投入所催生的成果和真正意义上的「发展」还有不小的差距;另一方面是把问题片面化,噱头化,不断地强化其中的感情色彩和故事性,现在说社会公益意识都是被从业者「教」坏的,我想也不为过。
被频繁提及的「凋敝」,我们其实是缺乏底气来解释其中的含义的,究竟是哪些方面的凋敝?凋敝的程度如何?造成了哪些社会性的负面影响?
我认为这些问题很重要啊,没有办法回答这些相对全面而深刻的问题,是我们工作的失职。现在能听到的一些回答,多半是有问题的。有人说凋敝是空心化带来的影响,年轻人都出去了,村子没了活力。这样片面的观点在从业者之间盛行,是要坏事的。
什么是「活力」呀?
村子里还在举办传统文化活动就算有活力吗?农田里有年轻人干活就叫有活力吗?
我们在湖南城步调研的时候发现,当地的苗族人通过微信群里的语音消息来完成「山歌对唱」,因为有些人到县城里务工,无法像过去一样聚在一起唱歌了,这是没活力吗?(当然,形式上的转变对民族文化和村落内部关系的影响究竟是什么样的,需要进一步探究才能给出回答。)对于很多地区而言,当地的农产品是缺乏市场竞争力的,强行通过公益资源的投入来抗衡高度竞争化的市场,是理智的吗?对农业产业的「升级」,只有把农产品卖出去一种思路吗?
需要注意的是,现在讨论所谓的「乡村问题」的时候,城市的、指标的和行政的话语体系,俨然成了主流,在小农生产生活状态依然占据主要地位的中国乡村,这些「指导思想」的可参考性是有待讨论的。尤其对于公益组织而言,我们应该观察到在广袤的乡村,市场机制的渗透已然是强弩之末,村民生活条件的改善并非是完全依靠提升绝对收入来实现,更不用说其中还有一些基本社会保障缺失的问题,比如安全的饮用水,可靠的医疗条件。再进一步分析这些保障的供给,也不应完全依赖硬件设施的改善,而且在欠发达地区盲目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表现出了「不经济」的情况。
我们还习惯性地把农村养老问题和留守问题也放在「凋敝」和「空心化」这些词语下来讨论,这是不对的。养老问题的关键是因地制宜,合理利用资源来保障老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
子女离开老人对这两者的影响都是不确定的,有些子女在城镇获得了更高的收入,可以寄给老人更多的「生活费」,有些代际之间共同生活有冲突的,因为聚少离多,彼此的生活空间更自由了,也不愿去计较生活琐碎了,反而获得了心理上的释怀。从更广的社会关系入手,基于乡村社区的养老机制完全可以是灵活的,分散的、混合式的。可以尝试在乡村里寻找合作伙伴,比如合作社,那么社员家中的老人,是不是可以先覆盖,对于个别生活特别困难的老人,则可以先通过合作帮扶,再寻找一个相对长远的机制。
我们观察到一些参与乡村养老的组织投入了很多成本在老人的伙食改善方面,对此我个人也是持保留态度的,对于这些老人而言,因为某些限制而无法更多地参与到日常的社区交流中,这种「边缘化」的趋势或许更值得优先被关注,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即便延续村里的饮食习惯一段时间,也是可以被接受的。
对于留守儿童的公益投入,也是可以讨论的。因子女和父母的分离而导致的种种问题,究竟是在乡村里通过补偿机制来缓解,还是加大对人口流入城市的教育投入和政策建议?对留守儿童的关怀,是不是脱离了乡村教育发展的大语境,是不是有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现象化的嫌疑?
在这里我们就先讨论基于乡村的场景来促进留守儿童健康发展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我曾经在乡村观察到这样的现象,有些离开了父母的孩子,承担起了照顾老人的重担,有些大孩子还需要带着自己的弟弟妹妹。这些孩子在沟通的过程中展现出了机智、成熟和包容等等可贵的品质。我也遇到过留守儿童完全无法讨论父母不在身边的境况,能够明显感受到孩子濒临崩溃的情绪。
这些微观的事实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提出疑问的依据:留守儿童的心理状态,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父母离开的影响,究竟影响了哪些情绪,社区的文化和氛围会帮助他们克服困难吗,祖父母一辈的生活态度是一种补偿吗,学校(教师)的角色是什么,朋辈关系中是如何处理这种情况的?类似的问题还可以问出很多,而且很重要。现在这些问题不仅没有人回答,还一再被选择性地忽略,从长远来说,为促进留守儿童的健康发展留下了诸多模糊地带甚至是隐患。对「问题」理解的制约也影响到了公益组织的视野,无法从更广的视角来探索有效的「机制」。
如果这些问题引起了思考,那么请进一步思考「差异性」在乡村建设中的影响。我在日常工作中所感受的,是城市化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和乡村振兴的浪潮拍打着许多人不安分的心。在这两股发展势力的碰撞中,谨慎地作出选择,耐心地观察和探究干预路径的影响效果,应该成为参与乡村建设的基本工作素质。
这个问题其实可以拆分成两个部分:第一,每一个相对独立的村子,其集体意志的指向是哪里?第二,乡村里的每一个个体,想做什么?
我们从个体开始说,举几个小例子。在我们项目实施地的村子里,有村民自己用起了K歌平台,发布自己的民乐作品;有村民成为了少数民族织锦技艺(产业)的带头人;有村民和美国的音乐从业者合作制作歌曲。我们没有精确地评估过他们在村落中的「社会地位」,但是在项目推进的过程中,他们常常能够通过自己的能力和社会关系帮助项目达成某些目标。
乡村的居民,适应时代发展的能力几何?
接着来看村子的集体意志。虽然我个人非常讨厌过度使用市场化的思维和话语体系来和乡村对话,但是盲目地运用参与式发展的方法也不是明智的选择。
我们本土的社会学家总结过:相对封闭的熟人社会中,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内部利益冲突是非常明显的,同时也表现出很高的开放性。但是我也无意用这些总结来指导具体工作,我只是认为这些本土的严肃研究成果应该要了解甚至深入学习,可以给实践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帮助。
回到个体与集体意志的关系上,我所举例的个体,都是村子中相对有「优势」的阶层,我们还没有机会深入探究项目区域内社会资本(泛指)积累的过程,但毫无疑问他们在学习、沟通和创新能力上比其他村民更强。如果我们不参与村子的建设,那么这些村落的发展方向很可能就是这些「带头人」的擅长所在。在没有外部力量的协助下,村子发展的状况也很大程度上受到这些「带头人」的能力和参与本村建设的意愿的影响。在这样的视角下,乡村个人意志和集体意志的互动空间相对城市社区而言是较小的。如果说这样的社会形态是具有延续性的,那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就是一个相对固化的「隐性意志」的社区。我们很难判断哪些需求是自发的,哪些是集体意志(其实是少数群体意志)的表达。
我们需要小心,不要在充满「非正式沟通」的社区中片面地理解「治理」,不要在形式上的「民主」和「参与」中洋洋得意。这里顺嘴提一下现在被很多人断章取义的「熟人社会」,不应该故步自封地用一个词来解释所有现象和问题。时代变了,对《乡土中国》的理解应该与时俱进,即便我们还对熟人社会有共识,最起码也要更新一下其中的内涵和表现,进一步还可以讨论这种社会结构具体是如何影响乡村发展的。
其实这里的我提及的「发展」,也难免「泛泛而谈」了。发展的内涵很丰富,在很多时候,发展也是「被规划」的一部分,虽然这些规划是一种相对全面的(不一定是合理的)参考系,但重要的是,参与乡村发展的各方是不是就发展问题达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共识」。
上述两个部分都是一些我个人对乡村工作基本面的一些判断和态度。这一部分开始,可是说是对于我们自己项目的反思吧。我看到很多公益组织的项目三五年都没有「变」,这里的变化不是指课程内容调整了多少,项目点增加了几个,服务覆盖人数增加了多少,而是对乡村的观察和理解,对项目机制的评估和反思,对公益主张的调整和优化。这警示我要有意识地去挑战内外部的一些惯性思维。
首先谈一谈我们对项目点的观察。整体来说,观察是不够全面和深入的,在项目设计的阶段,我们主要是在整合一些能够「被听见」的需求,其中有来自我们的支持方,有来自村里的带头人。随着项目的深入和调研时间的增加,我们慢慢发现这些具有「代表性」需求应该被调整和优化。
比如,我们的主要关注点是「文化传承」,对于少数民族村落而言,哪些「文化」应该被传承和发展,在这个时代民族文化对乡村的影响有多大,体现在哪些方面?
项目地区的「礼乐文化」其实已经被肢解了,我们在婚礼上所看到的迎宾队虽然还是由村里的传统戏曲文艺队来担任,但全用的是西洋乐器。村里非遗传承人普遍反映民族文化的传承遇到困难,这很容易让人再次用「空心化」来解释这个问题,但其实「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改变所带来的影响更大一些。
芦笙,声音清亮悠远,早期是被用作「驱赶鸟兽」,保护庄稼,也在重要的节庆上为欢迎宾客而吹奏。现在庄稼不需要「保护」了,村寨之间「正式」的拜访和交流也变得日常化,芦笙也就逐渐成为一些重要节庆上的「表演节目」。
侗族双歌,过去是男女之间传递情感的方式之一,在我们调研期间,已经见不到村里人走在路上相遇时即兴唱起双歌。现在也是表演节目之一。
当地在大力推广一个「歌会」,歌会上有侗族大歌、双歌、芦笙、侗拳等等民族技艺的表演。关注民族文化发展的朋友可能知道侗族大歌已经在世界舞台上有惊艳的亮相。总而言之,当地民族文化「演绎化」的倾向是比较明显的。
演绎化是个什么趋势呢?具体来说是个「分化」的过程,经典的、震撼的、大型的文化表现形式会被逐渐「精品化」,根据一些舞台表现的要求不断完善和优化,最终成为具有普遍欣赏价值的「作品」。而文化的发源地则形成为了培养作品表演后备军的社会机制,民间文化创新逐渐消失,一系列的文化从日常生活中淡出,后备表演者的培训逐渐标准化、市场化。
最终,大量的民族文化会成为「记忆」,个别经典的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当然,这个过程中替代原有文化的社会功能的,是一些类似城市社区关系的「新文化」(至少目前来看,被替代的部分都是我们在城市日常生活所熟悉的内容)。
我们不想走演绎化的传承方式,而是想激活民间文化的创新力。事实上当地的文化活力还是不错的,侗戏会排练新剧,关于新时代的男女关系,侗琵琶传承人会创作新歌曲,关于外出务工的青年回家过年时的情景。我们认为如果能够在传承遇到困难的这一代身上成功地延续这样的创新力,当地文化就跨过了时代变化所带来的文化冲击,能够发展出适应新形势和新观念的民族文化内涵,甚至在乐器上也可能出现创新,我们已经看到侗琵琶的制作者在运用吉他的旋钮来实现更稳定的调音效果,这些现象是令我们感到兴奋的。
如果能够找到一种机制调动起新传承人的创新意愿,那本地社区就会自然地完成文化传承后续的工作。
因此,我们要做的文化传承,不是「传承」,而是一种「社区动员机制」。
此外,对文化的理解,还需要更灵活一些。侗寨自古就有「公共议事」的制度,我们对此保持了很高的关注度,在合适的时候,项目机制需要与当地的社会制度有机融合。至少我个人,非常想探索这样一种可能:把参与式的理念和方法拆解了,通过一些项目设计,悄无声息地融入到「公共议事」的机制里,把一些隐性的需求和参与度给激发出来,作为调校重要项目内容的过程,来构造一种退出机制的雏形。
至此,其实已经谈到了一部分对项目机制的反思。明年我们会全面启动社区活动,也就是开始测试这些机制,相信会遇到更多问题,届时我们一起来总结反思。
项目有两个大的疑点还是可以先说一说,给彼此多留一些观察和探究的空间。第一,我们对「人」的路径依赖;第二,我们对「具象化成果」的依赖;
可以说项目所选择的村落,就是因为一位90后村支书。理念高度契合,工作能力极强,这些给项目带来了很大的探索空间。我个人很好奇结项之后,我们究竟能有多少真正可以作为乡村建设经验参考的内容留下来?乡村的差异化越大,越是需要更多样本,如果大家仅仅是展示自己做了哪些成果,行业是不会有进步的。
具象化的成果就不用多说了,这是老毛病,本质上和喜欢在欠发达地区搞新城是一个病根。大家身上多少都带着点,所以要进步,能力成长了,就知道真正的社会效益该体现在哪里了。
这篇文章,大概率是会被我们的核心利益相关方看到的,所以在最后一个部分,还是想讲一讲公益主张的重要性。
我过去在一些细分领域的公益组织工作,拥护的主张是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导向,公益组织生来就是为了消灭自己的。但是参与乡村建设帮助我拓展了视野,学习了很多所谓的跨学科知识,因此公益主张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很多人应该知道医学历史上有过一段「放血疗法」盛行的时期,我反思自己的工作方式,有时候也像是放血疗法,看到一些常见的社会问题,就想把它解决掉,视野越来越局限,对一些阶段性的成果和目标达成高度依赖。我现在看到一部分的公益组织,也在这么做,还有一部分则是连社会问题都不关心。
如果我们的项目进入到一个更长期的规划中,希望重点落在区域协同上,要敢于去触及一些有重大关切的内容,比如区域的资源流动和配置,希望通过实践来推动三个部门的协作。
但另一方面,现实也是非常残酷的,至少我个人观察到的,企业和公益组织的耐心都在断崖式的下滑。企业拿公益来粉饰商业目的,通过所谓的公益来降低获客成本,把公益组织当廉价劳动力甚至是免费劳动力的现象是愈演愈烈,几乎是行业公开的秘密。公益组织也守不住底线,别说主张了,恐怕连主意都是别人的。
我们希望参与项目的利益相关方们都能够更开放一些,多一些深度的交流和反思,也更耐心一些,在兼顾一些基本面问题的情况下找到值得长期深入研究的乡村发展议题。对于一个初创的乡村发展服务组织而言,我们还有很长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