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的六镇之乱有哪些深层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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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的原答案有点民科,不成熟,就重新改了,请大家见谅。
2026年9月版更新
新文章将以三个部分讲述北魏的六镇问题。
一、北魏的军镇体系
二、入镇家族的来源
三、军镇地位下降与暴动问题
关于北魏的军镇,我将其分类为北方的边地军镇和南方的腹地军镇。北方的边地军镇由于当地复杂的族群结构和防备草原势力的需要,长期设置为军事职能的军镇,民事化进程缓慢;而南方的腹地军镇在北魏早中期也发挥较强的军事职能,但是在中期之后,基本由军镇转变为州郡。所以边地军镇又可以称为常设型军镇,腹地军镇可以称之为临设型军镇。
北魏政府在北方边地的河套地区和代北阴山山脉沿线,设置了高平镇、薄骨律镇、怀朔镇、武川镇、沃野镇、抚冥镇、柔玄镇、怀荒镇等军镇。这些军镇所属的地区,当地族群社会长期保有部酋组织,除传统鲜卑族群外,河套、代北等地区也是匈奴屠各、氐羌等异民族活跃的场所,加之遭到北魏政府强制迁徙的高车、柔然等草原部民被安置于此,加剧了这些军镇多族群的社会基础。同时,作为边境地区,有着与草原敌对政权军事对峙、防备的需要。所以以上地区,长期属于军事功能管理,六镇暴动之际北魏政府才将其转变为民事州郡。
北魏政府在南方腹地(该概念从平城视角叙事,即中原地区)的军镇可以大致粗略的分为四个类型。
第一、镇守前国。如敦煌镇、凉州镇、鄯善镇、和龙镇、统万镇、长安镇等。敦煌镇、凉州镇等属于前西凉、北凉等诸凉政权的政治中心;和龙是北燕故都,统万和长安是夏国和后秦的故都。鄯善是西域诸邦国之一。这一类军镇是由前期政权的国都演化而来,政治、军事价值较高,况且作为前朝故都,也伴随着前政治势力等,所以北魏政府设立军镇,由拓跋宗室或代人严密管控,避免直接对刚归附地方大族的任用,强化了北魏对前政权地区的统治。后随着五胡割据局面的终结和北魏政权的稳定,这些军镇也改为地方州郡。
第二、地方叛乱。如仇池镇、梁城镇等边境民族地区。当地长期有地方性质的农民起义或民族骚动等,北魏政府设置军镇短期管束。仇池镇,仇池杨氏等在南北政权间反复无常,北魏设置军镇,同时任命渔阳人皮豹子为镇将镇守。梁城郡本属于洛州南郡梁县,临近汝水,这里活跃有盘瓠蛮族,在南北政权之间,北魏政府为拉拢和安抚,设立军镇,由文罗气、文度等文氏蛮首任之镇将。
第三、与南朝边境对峙前线。比如彭城镇等。
第四、历史继承型。由早期五胡国家设立或者地方坞堡转型而来。比如金门镇。李唐祖先李熙为金门镇将,据《水经注》记载,弘农郡洛水附近有金门坞,此军镇类似由地方坞堡转变而来。
南方腹地军镇,后期基本改为民事的州郡、所以我称之为临设型军镇。南方腹地军镇镇将多出于拓跋宗室、代人以及其他北族,客观反映北魏早期国家的征服属性,待北魏长期治理后,北魏政府才积极任用地方大族,转型为民事州郡。还有一种就是安抚需要的异族首领或地方坞堡主,为了节约统治成本,北魏政府为笼络异族首领授予镇将职务,将其政治建制纳入北魏国家体系。
对于早期南北边境的州郡,北魏有多太守的特征,除了汉人外,还有代北派出的鲜卑人等胡族势力,作为牵制,军镇似乎也有类似情况,比如以河南的金门镇为例,李熙家族为金门坞堡转变而来的镇将,但同时,金门戍主亦有出生戎人的李买得家族担任(“杀戍主李买得,古拔子也,为虏永昌王长史,勇冠戎类。永昌闻其死,若失左右手”可见李买得与拓跋宗室的亲密关系,其中“戎类”可能指代李买得家族的氐羌身份)刘宋北伐胜利后,李买得战死,而李熙家族被迁居北方军镇。
北魏通过部落离散、实民戍边等、使得北魏在传统部族势力较大的代北和河套地区有国家可支配下的编户民。而军事管束是实现综上目的的前提和保障(即军镇)。第一种,是将草原部族的部落组织进行离散,化为国家可支配的编户民。第二种,是将腹地中原大族和其他编户化较成熟的民族移植进入边地社会。而对于个体家族的入镇经历可以大致分类为三种。
这一级别的家族多以“消极”身份入镇。属于北魏国家强制迁徙或离散后,安置于北方军镇体系的家族。按照消极程度又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程度。
首当其中的是对高车、柔然、匈奴等受迁徙草原部民的处理和安置,这也是早期六镇形成的缘由。这类酋帅家族与拓跋鲜卑有征服与被征服的属性特征,多为非鲜卑的异民族。如破六韩拔陵等。
第二。是对代北阴山附近和河套地区原住民族的管控和离散。如早期拓跋氏“子贵母死”政策下受到打击和离散的匈奴独孤部和贺兰部。北魏可能设置了平城镇和云中镇对其进行约束,后流入武川、怀朔等镇。河套地区的诸多匈奴、高车、稽胡、西羌等设立了高平镇、薄骨律镇等。
第三。是对前五胡政权的强制迁徙,如北凉、赫连夏、北燕、后燕和原南燕境内的青齐地区。自秦汉开始,国家就将前楚、魏、赵、齐等六国遗贵强制迁徙并安置在首都长安附近,加以管控,随后扩大到了各地豪强。早期的五胡政权也是如此,比如汉赵将可控制的编户迁徙到首都平阳附近,设立左右司隶以统辖。将关中氐羌和秦州大姓迁徙到长安。后赵政权将关中及河陇的汉族豪强和氐羌酋长迁徙到襄国及河北附近,随后在关东形成了以苻氏为核心的枋头集团和姚氏为核心的滠头集团,后返回关中立国;被迁徙到河北的辽西段氏鲜卑虽没有返回辽左立足,但在后赵大乱中一度在青齐建立齐国的割据政权:
此处也可以侧面窥见后赵全国迁徙豪强酋帅的政治力度。即有青、雍、幽、荆州华夏大姓、又涉及氐、羌、胡、蛮等诸族。前燕在辽东时期,将宇文鲜卑、扶余、高句丽和辽东大族迁徙到首都棘城左右,徙民之多,饱和到了首都所承载的人口,汉人谋士言道析出徙民于他处安置:
前秦也将前燕的宗室贵族,部族酋领和地方大族等迁入关中加以监视与控制(坚徙暐及其王公已下并鲜卑四万余户于长安),在淝水之战后,诸燕势力纷纷返回关东复国。可以看出北魏的迁徙政策是对后赵、前秦等五胡政权的一脉相承。就连北魏的“部落离散”也并非其独创,据《十六国春秋》及晋书载记,可察最早的部落离散当在后赵时期:
漠北的鲜卑首领投降于石虎,石虎将其部落组织拆散,分配到冀、青等六州。以此可见,北魏对五胡政权“迁徙”“离散”和“军镇”制度的深刻继承。同样的,在迁徙王朝的统治奔溃后,原先被迁徙的家族势力形成了庞大的政治团体,主导后期的政治发展。比如后赵后的段齐、前秦、后秦;前秦后的翟魏、西燕、后燕(分出南、北燕)、北魏后的北齐高氏和北周宇文氏。五胡北魏有这相似的政治结构、这些徙民所形成的政治集团,人群兼顾华夷,通过强制迁徙和共同的政治遭遇,被迁徙民之间原来严格的华夷界限被磨灭,彼此相互融合,形成政治人群。
表1五胡北魏时期的“迁徙-流寓”模式
视角再回到北魏。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北凉、赫连夏、北燕、后燕和原南燕境内的青齐地区的大族先是被迁徙到平城附近,后有部分家族流入军镇体系,并非所有家族都进入了军镇体系。比如,平齐民。平齐民来自青齐,而再往上追溯这些豪族往往是跟随慕容德南渡的河北大族。入魏后主要流入平城附近,显贵者形成了北魏朝臣中的文人群体,普通百姓成为编户民,从事农业耕作,基本没有入镇家族,青齐地区是宋将薛安都投献的产物,而非拓跋氏攻灭南燕后的徙民,所以地位较高于其他前五胡政权的徙民。流入北方六镇体系的北凉豪族有武威段氏段荣、史遵、孙腾等三族,张略被迁徙到和龙镇,其余平凉户多至代北地区。最大的五胡徙民群体当属于诸燕势力。宇文泰家族自述:
宇文氏美化自身家族是主动归附拓跋氏,但是其家族真实来源可能是北魏对后燕豪族势力的强制迁徙。据《魏书》和《北史》等记载:
杨坚祖先入镇武川或和宇文泰家族同时,杨坚可追溯的真实祖先杨铉为后燕北平太守,子杨元寿开始就入镇武川,担任司马等职务。
宇文氏自述中有“随例”一词,北凉史宁入抚宁镇也称“随例”,房氏虽然没有进入军镇但也有“三齐平,随例内徙,为平齐人。由于史料的匮乏,我们不清楚北魏有何种制度要求对待这些徙民,我们目前仅可知北魏的“随例”以负面所出现,比如尔朱荣压制河北镇民暴动后,尔朱氏要“随例”将镇民强制迁徙到晋阳安置,遭到了镇民的极大恐慌,高欢利用这种镇民的抗拒心理,煽动镇民反抗尔朱氏,“配国人又当死”(北齐书有类似,“言尔朱兆将以六镇人配契胡为部曲”)。无论如何,“随例”的源头应当是北魏早期国家的一套成熟的迁徙制度,针对前政治敌对势力,受到此制度被迁徙的家族一开始的政治地位不会很高。
从个体家族的相关细节我们可以暂时知晓被迁徙民有两个过程,第一是全部徙户先到代北京师,第二,徙民中有部分家族被安置在军镇。平齐民显然基本在第一种,宇文泰,段荣,杨坚等家族先辈进行第二阶段入镇。那么北魏的入镇标准是什么?或者我们可以从那些家族没有入镇入手,以诸燕势力为例。经过薛海波的整理。来自后燕的迁徙豪族有邸珍、王勇、舆珍、常善、贾显度;来自北燕的有王盟、王光、王德、耿豪、韩贤、韩轨等。但以此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特殊现象即原来政权的王族或核心成员虽然也会被迁徙到代北地区,遭到一定程度上的部落离散,失去和原来政治地区的联系,但这些家族往往不会入镇。即停留在北魏政权迁徙制度的第一个阶段、沮渠氏王族、赫连氏王族也没有入镇的经历。慕容氏家族,早期入魏后依然担任重要职务,比如平定三齐,在文成帝南巡碑亦有姓名的慕容白曜,西征西域诸国的龟兹王慕容万度归等。虽然慕容白曜后受到北魏冤杀,部分家族被迫易姓,但是依然没有被进一步发配到军镇体系中。政治平反后,慕容家族成员多至镇将,而非入镇成为军户镇民,如慕容善成为坊头镇镇将,慕容契成为沃野镇镇将。北周豆卢宁亦没有成为军镇军户,是普通代人。赫连氏宗室同理,云荣,朔方人(赫连勃勃家族本贯即朔方)、北周赫连达,代北盛乐人,应到属于被迁徙的夏国宗室后裔。除了核心王族宗室外,诸燕的段氏、高氏也没有进入军镇,其家族一度成为西燕和北燕的王族成员。
早在孝文帝改革之前,边地军镇就是放逐罪犯的目的地,不存在六镇因孝文帝汉化改革而降低政治地位的论断:
河西大族武威阴世隆因罪本入镇和龙,崔僧渊因罪本入镇薄骨律,但均被皇帝因为其士族身份而赦免。所以我们可知入镇的军镇家族基本来源自中下层,即便是受到迁徙的五胡贵胄和高门士族,其也多居于代北京师,而非军镇军户。军镇可以说是“显贵不入”。最后。前五胡豪族受到北魏的迁徙政策,先入代北京师,而后其中地位中下层的豪族酋帅前往军镇戍防,传统意义上的五胡贵族和汉地士族鲜有入镇者,入镇的华夏豪强多以地方武宗性质突出所据称,家族往往经学不是很显赫,属次级士族或寒素武人;入镇的胡族酋帅也多以边缘小胡出生为主,徒何(东部鲜卑)、乌丸、高丽等。
这一级别的家族性质属于较为“中性”的身份进入军镇。
首先,是北魏国家的选拔,多以“良家子”身份入镇。
当然,“良家子入武川”也或者是北周武川集团子孙显达后的一种固定叙事模板,因为“良家子”仅限于武川勋贵集团所叙述,北齐勋贵方面基本无有。
第二、是北魏国家的征召。魏兰根言“缘边诸镇,控摄长远。昔时初置,地广人稀,或激发中原强宗子弟,或国之肺腑,寄之爪牙。”其中,中原武力强宗或通过北魏国家的征召入选军镇。如清河傅氏傅元兴、扶风马氏的马相、涿郡高阳的王兴、广宗大族的潘乐、魏郡斥邱的暴显、琅玡的皮景和、广宁任延敬、蔚州徐显秀等。综上大族多是地方武宗,非为士族来源,甚至他们家族当算华夏中的寒门武夫,所以愿意主动受北魏征召,前往北边防戍。
第三、是北魏国家军镇系统内部的相互调任。
窦泰。统万镇——怀朔镇
斛律羌举。武川镇——怀朔镇
李虎。金门镇——武川镇
徐远。云中镇——怀朔镇
宇文盛。沃野镇——武川镇
最后,是传统鲜卑或代人内部的阶级下滑,或部落离散后,失去部族组织的依赖,逐渐成为编户化的小胡家族。如葛荣、杜洛周等,基本失去了传统胡姓,不如匈奴-高车等酋长部落。
这一级别入镇的家族多以“积极”身份归附拓跋氏,后部分酋帅家族流入军镇体系。有南朝、吐谷浑等附近政权的投降者,亦有漠北草原主动依附拓跋氏,入塞定居的家族,与拓跋政权关系较为缓和,多有功于拓跋。不同于高车匈奴柔然等强制迁徙型。契胡尔朱荣:“高祖羽健,登国初为领民酋长,率契胡武士千七百人从驾平晋阳,定中山。论功拜散骑常侍。以居秀容川,诏割方三百里封之,长为世业。”;厍狄干:“曾祖越豆眷,魏道武时以功割善无之西腊汙山地方百里以处之,后率部北迁,因家朔方。”;斛律金:“高祖倍侯利,以壮勇有名塞表,道武时率户内附,赐爵孟都公。”等。
高欢家族自述祖先高湖自后燕主动投附北魏(“宝走和龙,兄弟交争,湖见其衰乱,遂率户三千归国。”)与宇文泰家族一道,其有美化先祖的成分。有部分学者认为高欢当是由北燕入魏,其家族也颇与同北燕家族的韩氏有密切关系。无论是主动投附或前五胡政权豪族的强制迁徙,高欢家族自诸燕归魏。
关于入镇问题,高欢家族称其祖父高谧“坐法徙居怀朔镇。”我对此表示质疑,若其真是渤海高氏的士族身份,即便因罪入镇,类似武威阴氏和清河崔氏的相同经历一样,会被皇帝特赦,显然高欢美化了祖先的真实入镇缘由。高欢家族自高湖开始,多以武功见长,任职武官,子辈多有鲜卑化倾向,并非所谓的经学士族,类似地方武宗的个性。其曾祖高湖,在慕容燕政权是征虏将军、燕郡太守,入魏后,依然为担任武职,为右将军,宁西将军、凉州镇都大将等。其父高树生尚气侠,担任镇远将军、都将,对阵柔然先驱有功。显然,其中间的祖父高谧的文职御史完全不符合家族长久以来的画风。综上,我有个大胆的推测,即高欢家族是通过北魏国家军镇系统之间的调任,转入怀朔军镇的。高湖入魏后,被任命为凉州镇将,镇姑臧,监管和守卫前北凉地区。其家族成员也多有其他西部军镇任职的经历。同宗旁系兄弟高猛虎,为鄯善镇录事。高干任鄯善镇远府长史。高谧的弟弟高稚任薄骨律镇将,其子高陀是沃野镇长。可以发现,高湖、高谧等高家二代,依然在北魏西部军镇系统任职,在高氏第三代左右,子辈已经活跃在六镇了,如高陀在沃野镇、高树生在怀朔镇。在北魏时期不乏有军镇之间相互调任的任命,北方军镇之间有宇文盛先祖(沃野镇到武川镇)、斛律羌举先祖(武川镇到怀朔镇)其他军镇系统有李虎先祖(金门镇到武川镇)、徐远先祖(云中镇到怀朔镇)。其中,窦泰祖窦罗与高欢祖高谧恐为同一相似时间调任怀朔镇。窦泰祖窦罗镇统万,是赫连夏国的旧都,高湖镇守的是北凉旧都,均是西部前五胡势力的核心区。随着北魏西部边疆治理的成熟和完备,军事镇守体系逐渐转变为民事州郡,不在有设立军镇的必要。高欢和窦泰的先祖便从西部军镇调任到北方六镇安置。此或是高欢家族入镇怀朔的真实缘故。
薛海波曾指出过孝文帝迁都前后的镇将人选出身并没有特别大的变化,依然高度集中于宗室、鲜卑勋贵以及高门士族等。
从镇民家族自述的角度,可以发现,镇民家族原先有充任镇将的资格,但在其子后一代发生了“阶级下滑”,或镇将的任命资格完全改由洛阳朝廷中枢派出,不在任由地方大族出任,因此军镇后期出现了“中央化”的情况,地方大族不在拥有成为镇将的资质。
表2北方军镇镇内大族父辈镇将任命情况
该15位军镇家族,其祖辈皆有被任命镇将的资格,而到其一代基本没有充任镇将,之后镇将多由洛阳派出的宗室勋贵及士族担任。以此看出,北方军镇正在进行“州郡化”的过程,本地大族首先不在获得担任镇将的“自治”特权,而改为中央派出的流官任之。北魏政权的设想先将军镇镇将进行彻底“流官化”,后转变为郡守和州郡体制,完成军事行政单位向民事行政单位的转型。而对于原来有一定自治权力的镇将和领命酋长而言,其遭到了“改土归流“式的权利失去。
然而这种镇内大族的“阶级下滑”和“州郡化”改革是六镇镇民暴动的必然吗?显然并不一定,虽然镇内大族失去了传统担任镇将的资格,但是六镇中较为编户化的大族,对这种“州郡化”或“中央化”的进程其实并无反感,偏部落组织的豪酋大族恰恰对这种体制表现出极大的不适应。因此,我们需要对六镇暴动有更清晰的细节认识。
我将所谓北方边地军镇骚动划分为两个阶段,边酋暴动和河北侨民起义。
第一阶段的北镇骚动,应该归属于边地酋帅的政治暴动,以沃野镇的匈奴酋帅破六韩跋陵为中心,代北其他匈奴高车诸部相应;以高平镇的敕勒酋长胡琛,河套地区的羌,匈奴,高车等族相应。显然早期的北镇暴动,多是代北-河套等原住异民族的政治骚乱,绝大多数镇内汉人大族以及编户化的鲜卑等北族并未参与骚乱,反而是北魏政权体制的保护者。例如表3所呈现,实际参与沃野暴动的诸武川、怀朔家族基本寥寥无几。
从匈奴刘亮的家族自述中可知,北魏授予的领命酋长与军镇镇将实际上往往是同等类型的职务,如《周书》中刘亮的父亲为领命酋长,而在墓志中表述其父为武川镇将,早期北魏政府为了安抚和笼络异民族首领,会将当地军镇化,并给予其镇将职务,保有一定的自主权。比较有特点的军镇如云中(独孤部)、梁城(文氏蛮族)、仇池等。可见中后期北魏政府的“镇将(酋长)”流官化,实际上客观剥夺了主要部酋首领官方“领命酋长”的职务。因此,基本上编户化,且没有较大部落组织的鲜卑等其他北族群体,确实不觉得北魏政府的“州郡化”有颠覆性的影响,这些编户胡族的社会生态和组织形式已经类型于中原腹地的乡土豪族社会,反而能够一定适应“州郡化”。然而,对于部落组织较大的高车、匈奴等部族,失去北魏官方授权的“镇将(领民酋长)”是无法接受的,严重损害传统酋首的政治权威,况且高车匈奴等部族依然保有部落社会的传统,没有形成可观的编户及乡豪社会,并不适应州郡体制,成为边酋暴动的深层原因。
《官氏志》中记载“旧制,缘边皆置镇都大将,统兵备御,与刺史同。城隍、仓库皆镇将主之,但不治民。”破六韩拔陵作为匈奴酋长,本该为沃野镇将,拥有“仓库权”,即开仓放粮的权利,但北魏政府“流官化”后,代北旧制被废停,破六韩拔陵不再有官方镇将身份下的“仓库权”。加之,流官镇将不如早先的本土镇将熟悉地方事务,失去与本地一定的“情感性”,在拒绝赈济灾民后,成为沃野镇爆发骚动的最终导火索。
边酋政治动荡中,斛律金、万俟普、王怀、破六韩常等叛乱酋长主动归附北魏政府后,北魏立刻授予领民酋长的进行政治褒奖和安抚,可见破六韩氏的沃野暴动更多是不满北魏政府对酋长职务的“州郡化”剥夺
后在尔朱氏时期,“领民酋长”等职务大肆开始授予给北镇代北人物,一定程度上恢复其担任“镇将”(酋长)的权利,维护其统领部落的政治权威,以缓和北魏政府仓促和激烈的州郡化改革。据周一良先生统计,魏齐之间担任过“领命酋长”的人物还有尔朱天光、叱列延庆、斛律平、高市贵、薛孤延、侯莫陈胡、念贤、梁御、刘亮、乞伏慧、刘懿、张景略、高欢、步大汗萨、独孤信、曹乌民等。此外,又有“领民部将”、“领民都督”等,有司马子如、步大汗萨、牒舍乐、石信、傅伏等人担任。北齐时期,改为“六州大都督”、“六州流民大都督”、“六州都督”等称法,是对六镇代北旧制的继承。镇将(酋长大人)—领民酋长—六州都督,形成北魏-东魏-北齐三代鲜卑军制的一种延续。
北魏政府的“州郡化”改革,未能照顾北方边地军镇内部的复杂和特殊情况,武川、怀朔等编户程度较为高的军镇能够成为州郡化改革的重点,然而其他军镇,尤其是以匈奴高车等部众庞大的军镇,基本不符合北魏“州郡化”改革的要求,成为最主要的反对力量。从东部欧亚草原的宏观视角来看,高平、沃野等高车,匈奴部族一直是北魏的不稳定因素,从北魏立国开始,西部军镇的高车-匈奴系突厥语族群每隔数年就会爆发政治骚动,因此破六韩、胡琛的暴动,从长远视野而言,有一种边酋骚动且扩大的“偶然性”,由于北魏的南移和政府逐渐腐败,加重了这种边酋暴动的力量。匈奴-高车部酋对鲜卑拓跋的反抗,又是突厥反抗柔然的先声,从宏观草原地缘政治的视角来看,是西部突厥语系人群对东部东胡人群(原始蒙古语系族群)的政治涟漪,突厥-回鹘-黠戛斯等突厥语系族群将成为中古隋唐的漠北主要政治力量。
第二阶段,是鲜于修礼,杜洛周以及葛荣的河北难民起义。
绝大多数军镇大族并无主观意愿参与边酋暴动,其中很多家族往往以难民身份逃亡南方避难,如并肆、中山等地。河北的镇民暴动,性质与边地酋长暴动也并不一致,主要是北魏政府接连对北政策的失误。破六韩暴动之后,北魏政府将所有六镇势力视为不稳定影响,集中迁徙到河北地区安置与就食,首先,这使得早先站在北魏立场上的军镇大族,感到“屈辱化”和“同罪化”。其次,北魏政府未能安置好难民,一时间涌入的庞大军镇难民与河北大族形成了侨旧矛盾,在饥荒和北魏政府的失败安抚下,最终爆发镇民起义。
破六韩等边地酋长暴动和镇民河北起义应当分开叙述,不能看作同一的政治事件,二者从镇民角度出发,并无一致的政治诉求和起义缘由。皆是北魏洛阳政府的政策失误导致和加剧,前者是酋长不满“州郡化”中领民酋长职务的失去,后者是北魏对六镇难民的安抚不当。我将其类比为关中齐万年的氐羌暴动和李特、李雄等秦陇难民入蜀。因为前者的部族暴动,原有的地方社会秩序被摧毁,大量难民开始南迁,而后因为朝廷对待难民的政策失误、压榨以及土客矛盾的尖锐,流民开始起义,建构自己的政治秩序。
表3北朝后期主要活跃的军镇及代北边地人物(主要收录北齐书、周书的传主)
一、面对沃野镇的破六韩跋陵叛乱。
1.积极对抗,站在北魏政府的角度家族,有宇文泰父亲宇文肱、独孤信、贺拔岳父贺拔度拔、念贤、乙弗库根、尉迟真檀、舆珍、阎庆等斩杀叛军卫可孤。其他家族有常善,窦泰。
2.没有参与叛乱,南下避难的有赵贵,杨忠。其中,南下直接归附尔朱荣的有侯莫陈悦,寇洛,司马子如,慕容绍宗,步大韩萨等人。
3.被动加入叛军的有王盟。
4.主动加入叛军的有斛律金、破六韩常、万俟普。
二、面对鲜于修礼、杜洛周、葛荣的河北流民暴动。
1.消极态度参加的有宇文泰、赵贵、窦炽、蔡儁。
2.主动征伐的有若干惠,杨忠。
3.积极加入的有高欢,潘乐,韩贤,任延敬,张保洛,张琼
4.参与幽州韩楼叛乱的有王怀、繤连猛。
三、六镇暴动后代北及军镇其他人物的主要动向
1.绝大多数北周的军镇、代北人物多是追随尔朱天光和贺拔岳的西征军入关而来,小部分随魏帝入关、随贺拔胜入关。
2.绝大多数北齐的代北、军镇人物多是追随高欢的信都建义等,小部分是尔朱兆覆灭后,归顺高欢。
综上可知北朝后期的军镇和代北人物,每个个体家族的发展皆不一致,需要细节考察。
一、参加破六韩边酋暴动的家族仅约4.5%,大多数参与的高车匈奴酋长,华夏化和编户化水平不高,没有成为在北朝后期转型成为勋贵家族,多迷失在历史长河之中,没有在华夏书写的列传史书中留下痕迹。仅有斛律,破六韩,万俟等大型部落高车-匈奴酋长首领。
二、参加河北地区流民起义的家族约有22%,超五分之一,多参加葛荣的流民军。
三、活跃在北朝后期的代北军镇人物中将近一半的家族直接参与过尔朱荣集团,大约为55%。多数代人及军镇人物直接南下投奔尔朱荣避难、或从葛荣集团收编进入尔朱荣集团。
四、尔朱荣后的政治分流中,有28%的代北、军镇家族跟随尔朱天光、贺拔岳入关中,可见跟从尔朱天光入关的军事家族确实较少,这是随后宇文泰实行关陇胡汉混一政策、并依赖关西武装的缘故。后有16%的家族跟从魏帝、贺拔胜入关和东魏投来等。西魏北周的代人及军镇势力占近44%。而约有43%的代北军镇家族随高欢起兵反抗尔朱兆,其他家族通过其他方式流入北齐。
五、单凭随尔朱天光入关的28%和随高欢河北起兵的43%,将近71%的代人及军镇人物其家族最终关键的转折点皆在入关和信都起兵两个政治当事件中,日后形成了北齐北周最基本的军事勋贵班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