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央行降准，经济事态会如何发展?

这次央行降准，经济事态会如何发展?

有些话不好说，就只能谈谈历史了。

还是熟悉的北宋。众所周知，北宋开国后就不抑土地兼并，这与历朝历代的封建王朝治国思路大相径庭，至少在制度上北宋算是某种程度的走回头路。

当然，这么搞自然有这么搞的好处，但明眼人都知道，其带来的副作用会更大。因为历朝历代的人不是傻子，如果这么搞真牛逼、真先进、从长远看真利大于弊，那么没理由大家不这么玩。毕竟抑制土地兼并可比不抑土地兼并难玩的多、费事的多，历朝仁人志士不可能因为吃的太饱，没事干非要处心积虑的瞎折腾，所以要抑制土地兼并玩。

果不其然，短短三四十年，北宋已经是社会矛盾频现，各种危机潜伏。等到宋仁宗勉强糊弄过去后，大家看不改革确实玩不下去喽。于是先有个范仲淹，后又出了个王安石。

范仲淹就不多说了，相对来说还是保守、没那么奔放。我主要说说王安石。虽然从结果来看，王安石变法是失败了，但王安石变法的一些思路，却直接埋下了北宋靖康之变死的如此屈辱的伏笔。

当然，封建王朝的灭亡本质很简单，只有一个原因——土地兼并，或者说所有阶级社会的国家灭亡本质都只有一个原因——阶级分化达到帕累托最优。

但在实践当中，大多数时候这个本质原因却不会像我说的那样，表现的如此浅显直白。因为人是活的，活人总不会让尿憋死。总会想尽办法去用各种手段、方法续命，因此这个本质原因会被遮盖在重重的面纱之下，似隐非隐，似现非现。

就像面对土地兼并带来的社会问题，北宋通过大规模的募兵来维稳一样。庞大的募军不但增加了军阀割据的可能又带来沉重的财政硬支出。为了约束军人防止军阀割据，得大幅提高文官权力，但又为了防止文官权力太大失控，又得多圈养官僚建立复杂的官僚机制来内部分权制衡，复杂的制衡机制又带来了中间成本暴增而导致冗费，三冗问题最终使的财政压力巨大，为保障财政支出政府又不得不亲自下场垄断经济赚钱，而垄断不但加重人民负担，而且其结果的好坏往往因人而异，你不可能指望执行者一直不犯错且清正廉明，最终，愈发沉重的底层民众负担和贫富差距又促使政府进一步加大维稳力度、增加募兵……

这是一个复杂的制衡链条，但复杂往往意味着脆弱，这个链条上每一个环节都可能玩脱，都可能因为偶然的原因（例如：一个不称职或者决策失误的某项领域执行官个人问题）诱发出系统本来的问题而使的整个链条崩溃。再加上各朝各代五花八门的玩法，所以在我们看到的历史书上，封建王朝的死法千奇百怪，但极少有直接死于土地兼并的。但看问题，一定要透过现象看到本质。

王安石的变法就是针对北宋问题的一个比较系统性的修补。这些变法政策每个都有不同的影响和其带来的一系列连锁反应，甚至不同政策之间，有时候会产生一些化学反应。我很难系统、全面的进行梳理，告诉别人某个政策造成了一共多少影响，其对靖康之耻的结果负担百分之多少的权重责任。只能尽力单对单的简单谈谈。

这个问题问的是货币，那么今天就只谈谈货币。

王安石上台前的社会背景就不再累述了，其它回答里有说，反正大差不差。实在不懂，可以多开眼看看当今。至于王安石上台后面临的诸多问题，则可归咎到一点，就是一个钱字。

而怎么弄钱了，实际上来来回回就那几招，无非开源节流罢了。关键在于怎么操作，节流节谁的流，开源开谁的源。

王安石表面看是对着官僚、士绅土豪、屁民们一起开炮。当然了，至于这个效果，大家心里都有数。

毕竟市场经济，阶级社会。谁博弈能力强，谁就更能转嫁负担。即使你一视同仁，大家都加一样的税，但作为土豪的李四也有办法把自己应缴的税转嫁到困难群众张三身上。

而最关键之处在于，即使张三实际上承担了大多数税负。但从官府的纸面数据来看，李四才是主要纳税人。

故而，王安石一系列操作进一步加剧了底层困难群众的负担，恶化了其经济状况。同时又使得国家对大商人、大土豪们的依赖性进一步加强，毕竟纸面上看他们才是纳税主力，是国家基础和菁英。

本来么，北宋不抑兼并。初年失地老百姓数量就和其它王朝覆灭时的状况有的一拼，能苟住一方面靠政府募兵大力维稳，另一方面则依赖高度繁荣的封建市场经济和手工业吸纳无地流民。

结果王安石这么一操作。老百姓更穷了，伴随着老百姓们消费能力下降，各行各业的低端市场不断萎缩，但底层老百姓需求大多数是刚性需求，虽然市场不景气，但还不至于断崖。

而中端市场就不一样了，直接崩盘走势。大规模的财政供养人员裁撤直接带崩了中产阶级们的消费需求。大宋的封建特色半管制市场经济差点也因此玩崩。因为手工业品和初级商业的主力消费人群就是这些有点闲钱的财政供养中产人群，这些人失业不消费了，那么相关从业者相当于失业重回流民身份。

至于高端市场，影响有限，吸纳就业聊胜于无。更别说，萧条大背景下有钱人们花钱也比较谨慎。

所以，王安石操作虽然表面看，财政弄到了点钱，避免了政府破产，但整个社会却因此流民四散，处于动乱边缘。

怎么办，怎么创造消费，王安石苦思冥想加社会实践后，天才般的想到了货币手段。

怎么一回事了？原来，当时王安石回老家扬州省亲顺便加调研，当时扬州市场经济发达，受变法新政影响自然很大。下岗失业人员众多，社会很不稳定。

得到消息的失业人员围攻了王的老宅，把其围堵到家里，放言不解决大家伙吃饭问题，就不离开。对于老家群众，都乡里乡亲，自然不好动用武力，会有道德瑕疵，容易给政敌留下话柄。

于是王安石汇同地方知州召集当地的土豪士绅们一系列有头有脸的人物开会。会上提出联合兴办工厂和开矿，解决乡亲们的就业问题。

出于拉好和新党们的关系，并且王安石承诺会向朝庭申请优惠政策或其它方面补偿。因此土豪们积极的参与了进来。

结果没想到，就这一点投资，竟然以点带面把扬州市场搞活了。王安石认真思考后恍然大悟，自己以前的思路全错了，不一定要消费来带动经济，投资也可以啊。有钱人投资本身就会变成消费。

现在的问题就是怎么促使有钱人投资了。像扬州一样给予其它方面补偿或者优惠政策显然是不行的。朝庭给不起。

王安石想啊想，最后想到货币贬值这么一着。只要银钱不断贬值，那么有钱人自然得想尽办法投资以求保值，那么投资就会不断变成需求弥补因贫富高度分化而造成的巨大供需差。这一思路和现代经济学不谋而合，相当高明。

大宋货币是铜本位，银为辅币主要用于国际间大额结算。因此要货币贬值，必然要有低价铜。故而王安石大力鼓励开铜矿，直接让户部组织官办采铜。一旦获悉哪里有铜矿，户部直属的开采司就绕过地方州府低价收归国有、组织采掘。同时让三使司干预铜价，有意识的打压铜价。

大宋自此走向货币贬值的不归之路，铜价暴跌，采铜铸钱技术飞速发展。底层百姓因货币贬值，多年积蓄被稀释、等于变相强征铸币税；而因长年货币贬值、有钱人投机盐钞、布钞等有价证券，热炒田、房、地等等问题与主题无关，就先按下不表。下面先说说货币贬值带来的铜钱外流情况。

宋钱贬值，直接导致了货币外流情况加剧。本来么，宋钱铸币水平很高，很精美，而且含铜量足。所以周边各国商人都很喜欢宋钱，北方大辽就是一例，因为竞争不过宋钱，所以大辽后来直接放弃治疗，倒下装死，任由宋钱在其境内自由流通。故而，当时宋钱远销周边各国。

但货币外流会造成通货紧缩，虽然当时人们没整理出这个经济学理论，但已经隐隐约约琢磨出了这么个道理。故而宋太祖开始就禁止铜币的外流，制定了严刑峻法制裁向外国输出货币者。但凡发现外流铜钱超二十贯者，一律判处流放，最高可以杀头。

此法一出，虽然未能绝对阻止宋钱的外流，但却使的这个外流情况相对可控。毕竟，宋钱无非铸造精美点，含铜量足点。如果换算称汇率的话，以日本铜币为对比，宋日汇率对比无非1比1.2。为了0.2的差、20%的利润去冒杀头流放风险不甚划算，而且这利润里还未扣除铜钱跨境的运输费，一扣除，那就基本没啥利润了。

但王安石开始变法后，情况就不一样了，货币内贬再加上资本、商品管制，等于变相的对外升值，宋钱外流变的无法控制了。

原因很简单，以中日茶叶对比，在宋太祖、太宗时，中等品质宋茶一斤十三到十八钱之间波动，同品质的日本茶则在十五到二十钱之间。如果同运到大辽，因为日本茶海运运费和损耗低点，两者价格差错不大，国际贸易上面，两者价格方面竞争力等同。而国内市场上，除非当年自然灾害严重，大宋减产日本丰收，导致大宋茶价维持十八钱的高位，而日本茶在低位，否则，日本茶在大宋很难有价格优势。

但伴随着货币贬值和仁宗时期一些其它骚操作（以前的回答里有提过，就不再多说了），大宋物价飞涨，神宗时期，宋境一斤中品质茶叶竟然达到50～60钱，最高有到过80多的天价，而日本茶价格变动不大。

在全球自由市场经济时代，这必然引起国外商品倒灌。但大宋可不是全球自由市场经济。日本茶想进大宋，可是有贸易限额的，驻泊司可不会放任日本茶倒灌摧毁南方大茶商们的产业。

如果我们以茶叶为一般等价物，钱为商品的话。太祖时，两者区别不大，仅钱上有20%的价差差别。但到神宗时候，两者就是3倍、300%的差别了。

换句话说，因为购买力的差别，你把大宋的钱弄到日本去，然后在日本买等货币的商品再通过或合法或走私渠道销售回国，就能凭空获得300%的利润。

宋日的名义汇率是1：1.2。但因为通货膨胀，实际购买力汇率是3:1。名副其实的内贬外升。

因此大宋开始萌生出一种货币贩子的职业，其主要工作就是走路子把宋钱弄到国外去，然后变换成商品再通过各种合法非法渠道销售回国。这一趟的毛利在300%左右，简直让人疯狂。

政府控制住了商品倒灌，但却制止不了货币的外流。仁宗末到神宗新党把持朝政时期，货币外流情况愈发严重，使的新党三次重申要整治、从重处理这些宋钱贩子。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

至于旧党上台，新党下台，这件事就更没人管了。因为新党的铸币政策为政府带来了大量收入，铸币司自然不能撤销，铸币的大政方针自然不能改弦易张。而货币外流，变相的对外输出了大宋境内的通胀，使的大宋境内的通胀变缓，又平衡了铸币政策的负面效应。故而旧党诸位就只有对这些违法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大宋诸位相公堪称神人。十世纪前后的封建土著竟然玩出了二十一世纪美帝的金融统治的味道。简直牛逼。

短短几十年，宋钱外流数量已经无法计数。反正直接导致了11世纪日本的通货膨胀、经济崩盘、政权更迭，也无意间搞垮了宿敌大辽的国内经济。

直到宋徽宗时期，不但大宋一副死样，大辽更是要死不活，周边的日本、朝鲜、东南亚等国更是被坑的不要不要的。而相对于大辽、日本等，大宋还算好看点，至少大宋民间烂了，但朝庭多少还敛了些财。但其它国家那是朝庭、民间都被坑烂了。唯有女真、蒙古这种还停留在以物易物的原始部落们勉强算逃过了大宋的祸祸。

所有的事有利自然有弊，旧党相公们的顺水推舟骚操作自然也不是没有代价的。以美帝为参考，就是社会生活成本的暴涨，铁锈带的出现，以及劳动者实际薪酬的下降。

当然，这些社会问题还是其次，虽然致命但不迫切。最迫切的问题是，铜价压不住了。

因为旧党相公们的默认铜币外流，大宋的铜价迅速与周边其它国家平衡。伴随着王安石时代开采的几大铜矿矿脉的枯竭，以及封建时代铜开采技术的技术瓶颈到来。铜的产量无法再增加了，甚至开始下降。

同时，因为社会矛盾的更加极端化，政府又需要更多钱去拉拢人心维持统治。公务员加薪要钱，出兵占领青塘、打通丝绸之路要钱，皇室权贵们的种种奢华享受更得要钱。而且伴随着这些年的通胀，钱越来越不顶用了。失去铸币这个大收入项，从哪里补？

到蔡京上台后，户部产铜严重不足，市场铜价已经和铜钱持平，铸币司为了满足政治任务，不得不平价从其它渠道购买原铜用来铸币，算上这个铸造成本，算是亏本铸币了。

不得以政府加紧铜的专营，结果却导致民间铜供给匮乏，铜价又涨了一波。铸币司这下平价铜都买不到了，为了减少账面成本，直接搞了个骚操作，不足部分直接向市场购买新的现钱充数，还省了铸造这一笔开支。

官僚机构的乱像倒是其次，关键在于眼瞅着有些敏感的商人开始囤积货币准备再来个涨停就化币为铜贩铜获利。这种事一旦大面积开始，那么就是严重的通货紧缩。

蔡京一想这么可不行。不能让市场形成紧缩的预期，不然大宋这副烂样再加上通缩，怕是要出大事。自己本来根基不稳，这一出大事，政治生命也要完蛋。

于是把户部开采司本来就产量不足的铜不断的小批量投放市场，压低铜价，稳定预期。另一边又强令铸币司上缴足额的新币。

铸币司很绝望，但没有办法，只能再向市场融资买币来满足政治任务。既然是融资，自然要付利息的，故而形成了一个市场利率。

刚开始，这个利率还很低。因为伴随着户部大量的铜投放市场，铜价上涨趋势被控制，大商人们一看政府实力还是有的，自然不会跟着硬顶，纷纷把钱借给铸币司。毕竟铸币司政府背景保证，还有利息拿，比放银号里反交钱给银号强的多。

但是了，随着时间推移，这招就没用了。因为有心人们一细琢磨发现不对了，户部投放的铜数量越来越大，但铜价却仅仅是稳住没有下跌而已。

大略一估计，户部储备的百分之四五十都已经投向市场了，但铜价还没打压下去仅仅维持不涨，那么户部还剩多少筹码了？会把所有都投入进去么？心理底线在哪了？把所以投入进去就真的有效么？如果所以筹码用尽依然压不住了？

想到这里，明白人自然心里敞亮了。针对铸币司的融资开始惜贷，铸币司的融资利率几经踌躇，最后还是慢慢涨上去了。

等到蔡京几经波折，终于勉强坐稳朝政，大宋货币问题也糜烂到不得不收拾的地步时，问题已经无法挽回。

伴随着其它经济领域的问题，于是“当十钱”“花石纲”“废钞”等等措施不得不出台。而北宋也最终走向它既定的宿命。当然这是另外的故事，在此就不多说了。

所以，一切皆是命啊。